图一 潘天寿 《竹谷图》 1932年

图二 潘天寿 《竹谷图》 纸本设色 90.7cm×47.7cm 1932年 私人藏

图三 潘天寿 《竹谷图》 纸本设色 100cm×46cm 1954年 私人藏

图四 潘天寿 《竹谷图》 纸本设色 102cm×46cm 1954年 私人藏

　　这帧《竹谷图》（图二）原迹现身属实弥足珍贵！此诚可谓神物冥冥之中自有老天庇佑，近九十年过去仍幸存于世。此乃潘天寿三十来岁时所绘的艺术珍品，卷轴签条亦出自潘天寿自己，“阿寿竹谷图，二十一年冬，寿签”。
　　这幅画乃日本人须磨弥吉郎旧藏，画上左下侧“须磨”朱文印即是其收藏章。日文的《中国近代绘画与日本》一书，是2012年京都国立博物馆以须磨藏品为核心的一个展览图录，其中即有潘天寿这幅山水的著录，并写道：
　　1934年4月21日，金陵第一届中央美术会展中，出类拔萃，得到注目。以错综跃动的线条，呈现出独特的画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乡村整然有序，正统的山水风景画。不愧为力作！
　　事实上，1934年《文艺茶话》上就刊有一幅潘天寿的“竹谷图”（图一）图版（《文艺茶话》，1934年第2卷第8期，第7页），两相比对即可知是同一幅，亦足证此件乃真迹无疑。此作绘于1932年。
　　画上题诗两首，其一：
　　一湾新水绿潺潺，雨后斜阳山外山；竹里人家谁小隐，飞花未遣到人间。
　　其二为：
　　峦翠堂前遶画屏，讐书门户每重扃；酴醾不识春如许，开满蛎墙尚未停。
　　两首诗中的一些字句与《潘天寿诗存》卷二“题竹谷图”两首略有出入，如“竹里人家谁小隐”为“竹里人家谁久住”，“峦翠堂前遶画屏”为“万翠峰峦压画屏”，“酴醾不识春如许”为“酴醾不管春归去”等。画上所题盖为最初版本，因此于此幅山水的理解及这首诗的校笺均极有用处。本幅《竹谷图》除了艺术价值之外，也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
　　这画应是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第四届展览会上的展品。据日人鹤田武良收集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第四届展览会目录》（严善錞、黄专：《潘天寿》，天津：天津杨柳青画社，1999年，第154页）可知，潘天寿在这次展览中所出作品不少，计有《奇松飞瀑》《南海观音跳一角》《仿青藤道人山水》《芙蕖》《水墨山水》《指画芙蕖》《夕阳》《浅赭山水》（二幅）《盆菊》《墨竹》《翠鸟》《八尺水墨山水》《竹谷图》。此间的《竹谷图》应该就是《文艺茶话》所登这幅，亦即现身于世的这件；其中另有几帧图像亦刊于其他出版物。1934年3月10日《申报》有《艺专展览会昨日闭幕》的文章写道：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环龙路十一号举行之第四届展览会，已于昨日（九日）下午五时，如期闭幕。总计该会此次出品共五百六十余点，其中以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之油画，齐白石、潘天授、李苦禅之国画，及刘开渠之雕刻、雷圭元及其高足之图案画，最为观众所称道。一周见到会人数总计一万三千余人，蔡孑民、陈立夫、吴铁城、章士钊、刘伟军、叶恭绰、沈尹默、徐朗西、翁之龙、林我将、李大超、林彬，法总领事梅里蔼，法文学会会长利荣，万国艺术协会会长等均先后赴会参观；对各项出品称赞最力者为吴市长。此外，本市大小艺术杂志及画报，如《良友》《大众》《文华》《时代》《美术杂志》，《美术生活》《中华月报》《申报画报》《中华》图画杂志，文学社等，亦纷纷到会摄影，并要求将该会出品留存总计数十种，为摄制三色彩版之用。到该会结束时，尚接到口头及书面要求展期者，仍络绎不绝，唯该会因经费及时间关系，势难再延，业已分别装箱，预备回杭云。（《申报》，1934年3月10日，第21871号，第15版）
　　1934年1月17日的《西京日报》有“须磨定期抵沪”的报道，说“日使馆息，须磨二十二日可由日抵沪，勾留三二日，即晋京就驻京总领事新职……”从报章的信息看，此后须磨频繁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因此须磨弥吉郎从国立杭州艺专上海的这次展览后购得的可能性也存在。
　　而1933年的《中央日报》上便有白社画展在南京举办的报道（《中央日报》，1933年10月21日，第7页），其中亦印有潘先生的一幅《竹谷图》，从模糊的图片看，可能与此幅同。当然也不排除当时另有他幅《竹谷图》存在的可能性。
　　因为1963年的《潘天寿画集》即收录有另一幅《竹谷图》（图三），画于1954年，画上除多了用隶书题的“竹谷图”三个字，仅题了一首诗，字句也有所变化。全诗为：
　　一湾新水绿潺潺，雨后斜阳山外山；竹里人家谁小住，声飞衣杵上云间。
　　这幅画可能参加了1956年2月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举办的“春节美术展览会”，当时被视为彩墨画。报纸的文章中写道：
　　在第二、第三展览室里，陈列着该校教员、研究生及民间艺人的作品。虽然大部分是习作，但是也有不少作品反映了新社会的面貌，表现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劳动与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张怀江的木刻“安装”，表达了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热情；方增先的彩墨画“粒粒皆辛苦”，刻划出农民对于粮食爱惜的感情；以及雕塑系为解放一江山岛烈士纪念塔而集体创作的陆海空军雕刻(照片展出)等美术品，都是为观众们所喜爱并且受到观众们一致赞美的。在风景画方面，颜文梁的油画“灵隐”、潘韵的彩墨画“漓渚农庄外景”、吴谿的“雁宕观音峰”、张漾兮的“西湖风光”、曹思明的“划船比赛”、丁正献的油画“苏堤春晓”、吴德隆的水彩“兰溪码头”和曹剑峰的铜刻“西湖”等，都描写出祖国河山的优美动人；在描写兄弟民族的绘画中，方增先的“和解”、宋忠元的“骑射”，都运用了彩墨画的特点来描写新人新事。其他如潘天寿的彩墨画“竹谷图”、黎冰鸿的油墨画速写“保加利亚工人肖像”等，都是在艺术上有较高成就的作品。（田青：《记“春节美术展览会”》，《浙江日报》，1956年2月11日，第3版）
　　从这段文字可知，潘天寿的这幅作品虽然被提及，但是在那个艺术为现实服务的年代，似乎并不被十分重视。而从画面上看，正如吴茀之先生所说，《竹谷图》也采用了其典型的远中近三叠的基本构图法。此图焦点集中于中景，画题的内容均在此表现，出人意外。在其所绘山水中，也算是独树一帜。作品的不同意涵，则更多通过画上细节和题诗的语意变化来点明。从第一幅的描绘来看，虽然画了竹里人家，但并不见人影，恰合了所题诗中“小隐”的意涵。第二幅中则画了倚门的人和捣衣的人，衣杵声飞，仿佛让人听到有声音从画里传来，题诗也改成了“小住”；毕竟进入了新时代，字里行间，文艺家们也要显示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来。
　　整体上看，两幅图虽然间隔二十余年，但实际上大体类同。从1932年所作这幅《竹谷图》可知，潘先生的题诗、书法及笔墨均已接近成熟，这一山水图式在画家头脑中也构思得很精熟，即便二十年过去，仍然大体不差，只是笔墨更精到罢了。我觉得在见到第一幅这样珍贵的图像材料以后，很难说1954年的《竹谷图》是潘天寿新时代的写生山水。我们当然可以说，第一幅《竹谷图》可能就是潘天寿得自于对某一真景的写生，比如诸晓云、卜根强就认为潘天寿所绘的是安吉孝丰东山西苕溪畔，从鹤鹿溪村到孝丰县城路经的王氏祠堂所在地，后面的山分别是石壁山和五峰山。然而，我个人仍倾向于这是画家内心酝酿非常成熟的胸中丘壑，纵然有实际对应的真景，也是经画家剪裁归纳而来。那种认为1954年的《竹谷图》是对照自然，并从现实中写生得来的观点，显然并不确切。从上文那篇报道中，仅提及其“艺术上”，而并未说它反映现实，或也可见一斑。
　　1954年的这帧《竹谷图》，应该还参加了1964年12月在香港举办的“潘天寿国画展”，画名可见于展览目录中。或许是展览后被人购去，这大概也可解释为何如今它频现于拍卖会，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件真迹佳作。但是综上所论，我个人觉得，其实1932年这幅《竹谷图》的综合价值更大，不仅自身附着了丰富的文献信息，而且可以证明潘天寿的绘画成熟期其实很早。这也证明像潘天寿这样纯粹的艺术家，其作品风格并非一味地线性发展，有时或是螺旋形变化的，艺术本体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非一味随着时代变化而必然变化。
　　另外，还可见《潘天寿书画精品集》里收录有一私人藏的《竹谷图》（图四）（卢炘主编：《潘天寿书画精品集》，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年，第72页），同作于1954年，没有题诗。据吴茀之的外孙、张岳健的儿子张向丁说，这是他父亲当年亲眼看潘天寿和吴茀之在一起作画，直接从所画的两幅作品中挑拣来了这一幅。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