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母亲是雷厉 风行、执着、执念很深的人，她可以为了她的 工作不顾一切。我只有八个月大，她就将我送 到托儿所去全托，龙凤胎的弟弟妹妹刚刚满 月，就分别送到保姆家寄养。托儿所关门后， 母亲将我们姐弟锁在屋里仍然去上班，直到 她被下放到千阳县，我们成了流浪儿。我一个 邻居的孩子，就是因为被父母锁在家里，坐在 窗户上，看到父亲下班回来，喊着“爸爸，爸 爸”从三楼摔下去死了。很多年后我问母亲， 当初你把我们锁在家里，不怕我们从楼上摔 下去或是着火烧死我们吗？她说没想过。
　　母亲20岁就当了老家一个乡的中心小学 校长，也是在20岁时被内定为右派，直到 1980年代初才平反，恢复党籍。平反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补交了相当于她两个月工资的 党费。出身于工商资本家兼地主家庭的母 亲，和父亲的婚事也是一波三折，政审、调 查、政审……后来还是她的老师也是父亲的战 友帮忙，才过了政审关。
　　她在工作上对自己的要求近乎严苛，对 老师、学生极好，学校有招工招干来的在陕北 下乡的北京知青，母亲对他们就像大姐姐。谁 生病了，母亲会煮一碗挂面，里面一定会卧两 个荷包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鸡蛋是妥 妥的奢侈品。母亲还关心年轻老师的终身大 事，热情地“拉郎配”。别说，母亲的眼光极好， 成功率很高，那么多年经母亲当红娘的夫妻，基本上都白头到老了。母亲当班主任带过的 学生，母亲全部进行过家访，她认识所有的学 生家长，退休多年后还总有学生去看她，帮她 干这干那。
　　印象极深的是1970年代后期那几年，她的学生从农村回来，都会给她带几只鸡。好多年后，我自己思想天马行空时，突然想到母亲的那些学生，下乡时哪有钱呀，那些鸡肯定是偷农民家的，可母亲天真地相信是学生们自己养的或是专门买给她的，每次要给学生们鸡钱，他们从来不收。
　　母亲从来没说过爱我们，我也没对她说过我爱她。小时候不论我们姐弟谁犯了错，挨打的一定是三个一起，即使是受了其他孩子的欺负，母亲也一定会不分青红皂白将我们三个打一顿，她从来没有为我们受了欺负去找对方家长理论，而弟弟的保姆就不同了，只要知道弟弟被人欺负了，她会带着两个儿子直接打上门去，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认为弟弟的保姆孔阿姨更爱弟弟。这样的情景直到父亲从农场回来，当了军代表，又去北京支左，母亲恢复了教学工作才有所好转。经历过世事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的良苦用心，毕竟她的出身不好，是受管制人员，她约束我们才能让我们少受伤害。
　　母亲的自律还体现在对自己饮食的约束上。因免疫力的问题，她得了自免肝，得病到去世有20年时间，给她看病的医生居然没有活过她。每天每个时间段吃什么、吃多少，她给自己弄了个时间表并一直遵守，医生说她饮食有节、运动有度、开朗乐观，是她得了大病还能生存20年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在她75岁时摔坏了髋关节，她活过80岁应该没有问题。
　　我和母亲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小学到高中毕业的11年。读书工作结婚，20多岁到了深圳，从此远离父母，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母亲要强，能自理时坚决不和儿女们一起生活，直到摔了人生的最后一跤才不得不去投靠妹妹。母亲也算是四世同堂吧，我的小孙子出生19天，母亲去世。看到曾外孙的照片，母亲开心极了，连声说长得好长得好。
　　母亲去世前几个月，因为卧床不起，因为腹水，即使每天补充营养，输入蛋白，也止不住她一天又一天地衰弱，最后几天滴水难进，蛋白已输不进去，医生建议让母亲就这样走吧，对她是一种解脱。那些年给予了母亲物质上的满足，忽视了精神上的交流，这个让我一直不能释然。本以为母亲久病缠身，我对母亲的离去已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却不知母亲走后她的每一个生辰和忌日，我对母亲的思念都是锥心的疼痛，我是那样地爱她，想亲口对她说一声：“妈，我爱你！”可是，永无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