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篇·圣人每临大水，必有三声叹喟(上)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原籍为浙江上虞（今绍兴上虞区），后迁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区）。清代著名地理学家。以博学多才，尤长于地理之学，名重当时。嘉庆十三年（1808）以进士任翰林院编修，道光年间任礼部主事、江西道监察御史等。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被降职至新疆，得机会考察新疆各地，撰写了《西域水道记》（5卷）、《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新疆识略》（12卷）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回京。
　　《西域水道记》1821年成书，是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名作。记载西域各条河流发源、流域、所入湖泊等详细地理资料。是我国古代舆地著作中对新疆水道湖泊研究最为详实、完备的一部，也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文献。记载范围包括今嘉峪关以西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西北地区。仿《水经注》体例，自为注记，以西域水道为纲，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流域内的政区建置沿革、典章制度、厂矿牧场、卡伦军台、名胜古迹、重要史实、民族变迁等都有详细的考证。

　　我的行囊中带着的书籍中有一本叫《西域水道记》。这是一本清朝人写的地理书，是在《河图》《禹贡》、在魏晋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之后，一本对西域地面山形水势、河流湖泊进行了一番实地踏勘以后，就实录写的一本书。
　　看来不光是我带着这本书，林则徐发配新疆时，他的行囊中也带着这本书。一位清朝官员（倭仁）在赴新疆与沙俄谈判时，也带着这书。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亚探险热中，那些怀着各种目的游走于中亚大地的外国探险家们，《西域水道记》更是他们行囊中的必要之物。例如斯坦因，当他一路寻到敦煌城，寻到党河岸边、三危山下的莫高窟时，手中拿的地图册，就是《西域水道记》。
　　《西域水道记》的作者叫徐松。祖籍浙江上虞，因父亲在京城做官，于是少年时落籍于今天北京的大兴区。十年寒窗之后考取功名，出任湖南学政。后被同僚诬陷、参奏，由湖南直接遣戍伊犁。抵达伊犁将军府的流放命官徐松，眼见得仕途已经被堵死，于是长叹一声说：“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说罢，决心学东晋时期的郦道元，握一柄罗盘，拿几卷残纸，游走天山南北，以西域地面的湖泊为关注点，以湖泊的来水去水河流为经纬创作了一部大地之书。
　　这个人真是太伟大了，他在开始写作《西域水道记》时，先应伊犁将军松筠的邀请，写了一部这块偌大地面的方志，方志送到北京以后，是道光元年，新继位的皇帝给这本书赐名叫《新疆识略》。这是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专有地名，首次被政府启用，而在此之前，人们习惯以西域之名来称呼这块中亚高地。
　　接着他又写出《新疆赋》，分为《新疆南路赋》和《新疆北路赋》。新疆按照当时行政规划，分为四路。嘉峪关、玉门、敦煌至安西州为安西南路，哈密、镇西府、迪化州为安西北路，乌苏至伊犁、塔城为天山北路，哈喇沙尔、库车、叶尔羌、和田为天山南路。简约称之，幅员所至，称新疆南路、新疆北路。
　　这项工程很大程度上都是命题作文，这位戴罪之身的文化官员理应做的事情，徐松在《新疆赋》的序言中说：以嘉庆壬申之年（1812），西出嘉峪关，由巴里坤达伊犁，历四千八百九十里；越乙亥（1815），于役四疆，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历三千二百里；其明年，还伊犁，所经者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乌鲁木齐，历七千一百六十八里；既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又征之有司，伏观典籍。
　　下来，在完成上述著作后，徐松先生便开始写作他的关于西域的第三本书——《西域水道记》。遇山则骑马而过，遇水则乘船漂流，这样以他难能可贵的亲历精神，将那个时候的山形水势，历史沿革，夹杂一些边防设制，笔录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