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一直认为这个慈眉善目、长得很富态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
　　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妈妈”，而第一声“妈妈”就是对着她喊的。三年后，当我知道她只是我的奶妈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个事实。我哭了很久，眼睛肿了，嗓子哑了，最终也没能改变这个事实。因为，她不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很远的县城里。
　　奶妈很胖，再加上一双小脚，走路总是一摇一摆的，干活的时候经常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脸上的汗珠也不停地往下淌。奶妈家人口多，家务活也多，做饭洗衣，喂鸡喂猪，打扫屋里院外，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一天到晚很难有闲下来的时候。可是，当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的脸上永远都是甜美的笑。奶妈宽大的胸怀是我幸福的港湾，在她的怀抱里我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在奶妈乳汁的哺育下，我学会了翻身、滚爬、走路，学会了说话、念童谣、唱儿歌和调皮淘气。
　　奶妈有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奶妈非常伤心。我就出生在这个时候，因为母亲工作太忙，我刚满月就被送到奶妈家养育。奶妈和中国无数个母亲一样勤劳善良，也许是我的到来填补了她失子的精神空白，也许就是缘分，奶妈第一次看见我就抱住不放手，眼泪流了好长一阵子。她说我和她夭折了的那个孩子很像，当时我自然不知道，许多年以后，我们老家的人还在说我长得像奶妈，他们说吃谁的奶就像谁。
　　小时候，我以自己像奶妈为荣，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时代的狂澜改变了我的想法——奶妈是大地主的女儿。那时候全国都“唯成分论”，地富反坏右是最不好的，地主又是地富反坏右之首。开始我很不理解，这么好一个奶妈怎么是地主的女儿呢？有同学对我说，你看你奶妈那么胖，谁家人像你奶妈呢？我想也是，全村的人都瘦得猴儿似的，我奶妈怎么就这么胖呢？想想电影里的地主婆哪个不胖？那年过春节，爷爷、奶奶催了我几次我就是不想去奶妈家。一说原因他们都笑了，原来奶妈并不是地主的女儿，而是奶妈的妈妈改嫁时把奶妈带到这个大地主家的，那时奶妈只有六七岁。因为她是拖油瓶，这家地主对她很不好，在奶妈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把她嫁给了家境贫寒的奶爸。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奶妈的妈妈，一个干干净净、白白胖胖的老人，她的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思维却十分敏捷。这时，我才知道奶妈的胖是遗传，就像她自己说的,胖人喝凉水都会长肉。
　　奶妈的声音大，也很动听，如果是现在，她一定是一位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奶妈家在半山坡上，每到中午都要站在崖头上喊奶爸、哥哥和姐姐回家吃饭。那时候农村还没有高音喇叭、扩音器什么的，在我们老家，女人喊自己家人吃饭时都这样拉着长调呼唤，不过他们不会直呼自己丈夫名字，都是喊自己孩子的小名。我哥哥小名叫狗娃，奶妈呼唤时总是憋足了劲才喊出，“狗娃——回来吃饭了——狗娃——回来吃饭了——”音域极宽，穿透力极强，而且是不见回音不歇口。奶妈的声音在方圆一里地外都能听得见，这悠长的呼唤在我童年时代几乎每天都会响起。我四岁那年回到了祖父母的身旁，我祖父母住的地方距奶妈家隔了两条沟，奶妈的声音依然清清楚楚。那时，每到中午我都会静静地听奶妈呼唤，一听到这声音我就不由自主地流泪。于是，趁着祖父母不注意时我就偷着往奶妈家跑，因为我总觉得奶妈是在呼唤我。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几乎每次都是以祖父连哄带吓把我拉回家而收场。
　　我们两家的人都清楚，如果我不是周家的长子长孙，我肯定会留在奶妈家的。至今还记得四岁那年的秋天，父亲提着一包东西忽然来到了奶妈家，和奶爸说了几句话后拉着我就往门外走，我吓得直哭，说什么也不愿走。奶妈也落了泪，嘴里却说：“我娃跟你大回去，妈明天就去看你。”我一看无望，索性躺在地上不动。父亲急了，拉起我照着屁股就打。奶爸忍不住了，叫着父亲的名字说：“不敢打了，让我给娃说，让我给娃说。”当时奶爸是说了不少话，可是我一句也没听。自己的孩子领不走，父亲能不急吗？可是我根本不懂这些。父亲照着我的屁股就拧，我一声尖叫，奶妈的脸都吓白了。我就是这样离开奶妈家的，那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
　　父亲把我送到祖父母身旁就到县城上班去了，我却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现实，晚上哭白天闹。奶妈不放心，过两三天就要来我家一次，姐姐也趁放学的时候来看我。我一见奶妈家来人就要跟着走，所以他们后来看我也只能是偷偷的了。有时候我会发现大门外的门墩上放着几个柿子或是几颗水果糖，就知道是奶妈家来人了。这些东西在今天确实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弥足珍贵，也许它们就是奶妈家十天半月的油盐酱醋钱。
　　奶妈已经离我远去了，那是一场大雪过后的一个早晨，我因出差没有赶上送她老人家。许多年过去了，当远行的身影在路上流浪，当思念的心情在异乡顷刻塌方，有一声遥远的呼唤总在耳畔回响，那是奶妈描画的斜阳夕照拉长了我的思念，只要响起，便会温暖我这颗风化了的浪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