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气泡鱼。
　　每周有三个晚上，下班之后，我要赶往城南的杨家村，给广播电视大学的走读生上课。
　　这是1999年秋季，那年我26岁，毕业留校已经两年了，月薪是三百一十三元零七角。孩子刚刚出生，爱人在读研究生，我竭尽全力扛起生活。
　　微薄的薪资还不够两个人的生活费，我们只能去朱雀蔬菜批发市场买回来两大袋子胡萝卜和白菜，每天早上炖一锅白菜粉条，馒头烩菜吃上一整天。几乎每年年中都要向单位借钱，年底再从津贴里扣去债务。
　　拮据的生活日复一日地积攒着自卑、压抑以及对家人的愧疚和对自己的痛恨。
　　其实我早就见识过大学老师的清贫。
　　大一的时候给H老师搬过家。清秀稍带羞怯，儒雅还有点严肃的H老师，给我们讲《古代文选》，他刚刚评上副教授，按照当时的住房制度，他可以从单间房搬到一室一厅了。心里怀着好奇，踏进筒子楼一层他的那间房里，我愣住了，房间太小了，十平米左右，书籍占去大半间，床被挤到窗户下，一挂素色的布帘隔开、也遮挡住它的窘迫。灶头、厨具和碗筷就放在门口一张不大的桌子上，好像吃饭在这个家里根本就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洗脸盆、毛巾和洗漱用品躲在门后，我很难想象H老师一丝不苟的头发和光洁的面容是怎么打理出来的。房间里真是连插只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么小的房子住不下一家三口，师母带孩子住在东郊纺织城职工宿舍里，H老师周内在这里读书备课，周末全家团聚。同居一城，却分居两处。
　　房子一直是大学老师的梗。我毕业留校后，在房产科报到，那位五十多岁的女老师用苍白干枯的手指“呼啦哗啦”来回翻着房产登记簿，絮叨着，“没床位了，确实没床位了”。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学校每四人分给一间筒子楼里的小单间，所以一个人只有一个床位。
　　她合上登记簿，歉意地看着我说，“东排前还有一间厨房，你愿意住吗？”
　　这所古老的学校，校园是民国时修建的，教室和员工宿舍都是平房，解放后校园进行了改造建设，修建了许多大楼，但还留下两处平房没有拆除。一处在校园的东边，靠近学生区，叫东排，一处在校园的南边，叫南排，仍然作为教师的宿舍。许多教师带着老人和孩子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一住几十年。东排前的厨房，是学校为改善教职工生活条件在平房前搭建的一溜一人高的小厦房，一家一小间。房产科的老师说的就是这种房子。我想了想，无论如何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吧，就点点头说好吧。
　　房产科的老师松了口气，“那就东排最西头第一间厨房吧，那间房有锁子，但没钥匙，你自己拿工具撬开门就行了。”说着，再翻开登记簿，在那间房的示意图上用铅笔写上了我的名字和部门。
　　那天下着中雨，我找到那间厨房，一人高的屋顶，没有屋檐，没有门框，湿漉漉的单扇门板，布满裂纹和霉点，只有顶端的一抹陈旧的红色可以看出来这扇门曾经是红漆刷过的。门栓已经坏掉，前面的主人把一簇铁丝从门栓的洞里引出来，再胡乱地用一头生锈的铁锁锁上。门板的下沿浸在水里，雨滴落下，泥花溅满门板和墙根。虽然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愣在了雨里。
　　我找来一把钳子，拧断铁丝，买来一套新的门栓重新装上，再买来一把铁锁，搬来被褥和我的一百多本书，那是我全部的财产。收拾停当，躺在床上，拿出那串闪着金属光泽的钥匙，心里竟然滋生出了几分安稳，这算不算我在城里站住了脚呢？
　　我是幸运的。在那间小厨房里住了不到两个月，上班路上遇见C老师，问起我的情况。C老师立好自行车，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告诉我，师母单位刚刚分了一套房子，他筒子楼的单间房正好空闲。C老师解下钥匙递给我，“你住我的房吧，我知道你喜欢写东西，那间小房子条件太差了。”我不知道说些什么，C老师已经走出好远。
　　刚参加工作就有单间房住，这是让住集体宿舍的年轻老师非常羡慕的事情。大家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人要结婚了，同宿舍里的其他三个人就会搬出去，在学校旁的边家村里租民房，给舍友让路。
　　我从农村来，清贫生活就是日常。父亲是教师，月薪贰佰贰拾元，有两年时间同时供三个孩子上大学，我喜欢买书，生活费经常花在买书上，又实在不好意思向家里多要钱，就买了一个煤油炉在宿舍里下挂面吃。有一次，舍友不小心撞翻了炉子，锅扣在地上，面汤和我的自尊心流洒一地，在室友的声声道歉里，我尴尬得无地自容。
　　上学的时候还有梦想支撑，总是想着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且一直坚信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想法多么幼稚甚至可笑，但当时这是激励和鼓舞自己的精神动力。
　　多年后，当一位校领导在讲话中说到，要让大家尊严做人、体面生活的时候，我的泪水再次滑落。我不知道那些年的那些经历，应该是一笔财富，还是一次苦难，但我清楚地知道，那样凄苦的日子，希望不要在年轻人身上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