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1年05月12日
《村子》：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底层的一部时代记忆
“艺术”地看一段历史的起伏或人物的沉浮，就需要剥除人云亦云的饰词，超越表面的华丽与动听，深探暗流，静听回声，才能洞见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东西，揭开人性的暗斑。而这正是我通读冯积岐先生代表作《村子》后的感受。
在作者笔下，浓浓的关中西部风物、乡土气息难掩尖锐的现实批判色彩。松陵村的芸芸众生刚从一场场政治运动中走出，小说主角祝永达刚被摘掉“地主”帽子，获得人身自由。在村子这个舞台上，他竭尽全力，奋力“生长”，想要找回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替种种“无常”碾压下的农民疾呼、抗议。当他进入村子领导层，才意识到“水”有多深，根本不是通过个人奋斗就能实现既定目标的。于是，他更多体会的是现实给予他的挫败感。他既不肯向以田广荣为轴心、辐射勾连上下级而形成的一种无形的“场”妥协，又尚未聚足改变这一切的力量，所以只得逃离村子到西水市讨生活。由此，社会最底层部落进入他的视线：那白天累死累活干苦力，晚上睡在冰凉地铺上被长期拖欠工资的农民工；那在餐馆端盘子被老板打得半死不活的打工娃；那为80块钱出走打工被老板猥亵调戏的洗碗女工……整部小说透过线索人物祝永达的人生亲历与耳闻目睹，一方面呈现留守村子的庄稼汉在土地上刨挖人生的艰辛与卑微，那些出村打工的庄稼人吃喝粗劣、工钱不保、挨打受骂的酸辛与屈从；另一方面，作者用细节雕刻人物内心世界，挖掘其“性格”的悲剧元素，揭示这种悲剧性格的命运逻辑——当祝永达拉掉电闸替他们争取“公平”时，反遭民工齐声拒绝与责备，就连那个刚刚遭到工头打骂羞辱的“小伙子”也态度明朗地拒绝“帮助”。民工们担心“没活干”“没饭吃”，所以拒绝伸张正义，挣回人权，他们宁肯选择忍气吞声，只要“做稳了奴隶”，唯恐“想做奴隶而不可得”。
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揭示其幽微心理：这些社会底层的庄稼人惧怕机关干部，也畏惧“不是地地道道庄稼人”的田广荣之类的农村基层干部，连村支书祝永达的老爹也为缴猪给有权有势的人下过跪。他们所处的最底层社会组织就是村委会和基层干部。村支书田广荣作为松陵村几十年连任的基层最高权力者，掌控着村子的“生杀大权”，却“不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和祝永达这类基层干部有着本质不同：不替村子生存发展与前途命运着想，也不深思、理解政策变迁与村子变革发展的关系，只有权力、地位、私利才是潜伏在这位村支书灵魂深处的“内源性动力”，“对他没有利的任何事情他都不参与”，而玩起权力、威势则左右逢源、“收放自如”。他贷款办村水泥厂，利用购置机器设施虚报账目“坐吃山空”，购买一台不能用的“熟料磨机”，把经济损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嫁于村民头上，把亏损责任拐弯抹角地转嫁于新任支书祝永达头上。
在以“权本位”主导精神为取向的松陵村乃至千千万万个“松陵村”，有着千千万万个田广荣，所以庄稼人改变命运的旅途才充满曲折和艰辛，祝永达之类的实干家才在现实世界里反复品尝挫败感。他出任村支书原本只想为村人谋利益。为筹建村小学，他在严冬天气带领村民吃住山里，挥汗如雨20天，下山时一双鞋都蹬烂了。而这种为村民办实事的基层干部，在以田广荣为代表的村镇善于“弄权使欲”的基层干部操控的权力“场”中寸步难行、时时挫败，竟至于被迫逃离村子外出打工。
同时，村子里男人苦焦卑微的人生，又直接波及女人的命运，使她们的人生也免不了陷入尴尬与逼仄。比如，赵烈果和赵烈梅同胞姐妹，竟为责任田的界畔反目成仇。这种尴尬与逼仄的人生状态，直观上显露的是男人的无能、家庭的贫困，却深层次透射出20世纪后半期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贫穷、闭塞、狭隘、落后，农民视野局限于“脚面见识”，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村子里的“美人”薛翠芳、马秀萍母女的命运也散逸着一种悲剧意味：丈夫在长期疑心与虚荣、爱与恨的扭结撕扯中精神变态，薛翠芳因此受尽家暴与凌辱而离婚；女儿马秀萍由此被怀疑是野种而遭生父马生奇嫌弃和虐待。这儿时的残缺与暗伤，最终使长大后的马秀萍根本无法分辨青春萌动与爱情，无力抵抗继父的关爱与诱惑，最终给自己招来更为严重的伤害，直接影响到后来她与祝永达的爱情与婚姻，呈现出观念与人性的伤害：当她16岁被继父田广荣诱奸的秘密暴露在祝永达面前时，祝永达虽然不想也害怕伤害马秀萍 ，极力去“爱”，努力去挣脱“枷锁”，但灵魂深处却在顽固抵制，祝永达终究难以超越意识深层根深蒂固的“处女”与“贞操”情结，终究在他与马秀萍的爱情之间生出一道翳障，婚姻出现裂痕与伤害。小说的触角由此也探向人性深处和文化层面，在思想性和认知力上具备了多维度的价值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