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一门传统艺术，也是一门实践艺术。自1991年至2003年，十二年的习帖过程，也是我书法笔墨的历练过程，其间我的书法作品入选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一系列展事。我将这一阶段的思考收入《砚边散墨》和《行草例话》出版。据周围朋友讲，这算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我却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真有点像不停地参加高考，一次又一次过线，但并没有什么质的升华。若要将书法作为一个大的文化建构，还得突破技术层面而寻求真正的精神升华，尤其是我只身来到西安流浪，对物质生活已看得越来越淡，而精神生活却在无限放大，以至于成为我那段生活的支撑。入展获奖带来的虚荣对我已不再重要，我那颗飘在半空中的心终于回到了地面。书法只是人生修为的一种方式，我希望书法能真正生活化，能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此后，我不再主动参加任何展事了，回归内心，开始自己为自己写字。
　　退 役
　　自那次没有登上太白峰顶，遇事我选择退。青春只留下远去的背影。岁月走进秋季，太阳不再暴烈，天上飘几朵闲云，我心里也飘几朵闲云。竞争表现在赛场上，赛场上需要矫健，我不矫健，所以只能是自己让自己退役。盆景里的树虽有人呵护，但常常要忍受剪刀之苦，不如干脆回归田野，换个自由。
　　自察自省，以退为进，这不仅仅是心态调整，更要付诸行动。定力磨炼意志，意志也强化定力。这是人生的一种选择，我甘愿做一个苦行僧。
　　过去十二年习帖虽然固化了我的笔墨，具有了一种秀美洒脱的所谓个人风格，在周围朋友看好我书法灵动飘逸的时候，我却认为自己的书法是“棉花糖”，一味追求漂亮只能最终遁入“奶油小生”的小格局中去。作为一个西北汉子，筋骨在书法追求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碑学是指研究考订碑刻源流、时代、体制、拓本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也指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碑学有“北碑”“北碑加篆隶”“北碑加唐碑”等三种基本含义。它始于宋代，兴盛于清代中叶以后。清代阮元倡导南北书派论，把妍美潇洒的古代墨迹归为南派“帖学”，把古拙、朴厚、粗犷的碑刻纳为“碑学”范畴。
　　有感于三秦书家多秉承碑派，我曾为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秦书风》写过一篇序。
　　三秦书风·一方独特的书法风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秦书家就是三秦大地这块沃土养育出来的。这是一方生长书法的大地。据传，诞生于关中东府白水县的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西安半坡遗址，在公元前4800年前后就出现了最为原始的陶器刻符，已具备了汉字的一些形态。岐山凤雏村出土的一万余件周代甲骨文字，造型已非常优美。宝鸡是西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毛公鼎、大盂鼎、墙盘、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大量刻有金文的青铜器的出土，表明当时文字更趋成熟。宝鸡石鼓原上出土的十块鼓形石，其籀文四言诗，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汉中被称为“汉魏石门十三品”的摩崖石刻，以《大开通褒斜道》《石门颂》《石门铭》《杨淮表记》最为世人称道。华山岳庙的《华山庙碑》、耀州区药王山的《姚伯多造像》碑群、蒲城县的《云麾将军碑》《苏孝慈墓志》、麟游县的《九成宫醴泉铭》、榆林红石峡摩崖石刻等碑刻，如珍珠散落于三秦大地，熠熠生辉。而坐落于西安南城门东侧的西安碑林，如城墙腰带上的玉佩，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石质书库，从唐末、五代对《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的迁移，至北宋而成规模。今馆拥碑石三千，展出精品千余，可以说西安碑林所展现的就是一部中国书法发展史。这个属于老秦人的三秦大地，也是一方属于男子汉的雄浑多彩的大地。作为中国大陆版图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秦岭，在这里东西横卧。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从宁夏入陕出潼关东流归海。三秦人的生活习惯是以面食为主，也喜欢五谷杂粮。乐了，悲了，放开嗓子就吼秦腔，也唱花鼓信天游。他们有拙朴的性格。经过周秦汉唐铸就的辉煌，就是这一方水土，哺育了心胸更博大、情感更淳厚、行为更果敢、气魄更豪迈的热血男儿。基于书法文脉的源远流长，也因为三秦人性格的拙朴憨厚，这块土地化育出的三秦书风，在吸收帖的营养的同时，更张扬的是碑的骨力，以致蔚然成风，成为独特的书法风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代书圣于右任高举书法大旗，力倡碑学并极力推介标准草书，其身后追随者甚众，茹欲立、宋伯鲁、王世镗、阎甘园、寇遐、岳松侪、党晴梵、张寒杉、陈尧廷等的鼎力实践，让三秦书风大旗猎猎，令全国书坛瞩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经过“文革”的文化萧条之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人们长期被禁锢的艺术热情一下子被激活，碑派书法又焕发出无限生机，像刘自椟、陈泽秦、卫俊秀、邱星、程克刚、宫葆诚等一大批书法名家，在陕西书坛起到了引领传承作用，功不可没，惠泽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