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时候，学校是包分配的。那时候，我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老师说把我推荐给南汽的报纸了，主编也希望我能早点去上班。
　　我回上海家中等分配前，一个人跑去南汽外面走了走。厂区很大，地点也好，我伸头朝里望，却不敢往里走。生怕秘密暴露，好事变卦。记者编辑是我喜爱的工作，也是当时文科生向往的工作。在结果揭晓之前，得有如履薄冰的谨慎。
　　从上海回来，我们在南京的同学去十中听分配。叫到我的名字，单位是南京第二卫生学校。报社的工作被掉包，后来得知是负责分配的人换的，她的女儿是另外一个班的同学。
　　心情黯淡了几天。记者编辑才是我心仪的工作，但一帆风顺的事在人生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稀有。
　　二卫校隐于鼓楼一条细细长长的巷子里。对于一个曾经长年离家在外打拼的知青，我相信它会不负我安居乐业的情怀。
　　我们语文组只有我和法老师两个人。她是一个说话细声细气的中年人，与世无争，却总有点焦虑。课很少，一周一人只有四节课。但有一天，上级突然派给我们学校一个大任务：为卫生系统的年轻干部开办一个中文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这批干部将参加卫生系统的补学历等考试，考试优秀者将被提拔委以重任。
　　对于这些年轻的干部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培训，是可能改变命运的培训。学校领导也清楚这次培训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学校专门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来为他们讲授语文。
　　培训课在大教室进行，听课的人很多。偶尔教室的门开着，我会假装路过那里，胸口藏着既委屈又不甘的郁闷。心想学校明明有两个语文老师，为什么还要去聘外教？
　　几天之后，我们的综合办公室里有人说，培训班的学生要求换老师。说听不懂那位老教师的讲课，领导正在犯愁呢，到哪里去找合适教他们的语文老师呢？
　　我的眼睛发亮了，法老师感觉到了我跃跃欲试的激动，轻轻告诉我：“这些人很难教的。”老校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他突然问我：“你行吗？”
　　我看看法老师，她的眼睛里，有期许也有担心。
　　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八九十人的空间显得很嘈杂。吸烟的就好几个，还有人在吃东西，还有人走来走去。在他们桀骜不驯的表现里，我感觉到的却是他们的失望和焦虑。我听见了他们的议论：换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怎么来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呢？
　　我皱着眉头走上讲台说：“请大家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停了一会，我又说，“这种样子我是不会上课的。”
　　我的声音清脆清晰，教室里的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我接着刚才的议论说，“我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年轻，我已经28岁了，并且当过八年半的农民和工人。我知道你们读的书少，怕来不及学，或者学不好，心里焦虑。其实我在七八年考试前，数学只有小学五年级水平，数学必须临时抱佛脚，当时我同你们一样，很担心，很焦虑，怕错失了这难得的机遇……你们的心情我都懂。但是我爸爸对我说：有些人就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学会别人几年才能学会的东西。现在我们学的是语文，你们有专门的教材，有特定的范围，就等于有了成功的条件。而关键在于你们自己，是否认真，是否一心一意，是否能珍惜这次机会。”
　　第二次我上课的时候，讲台上有人已经为我倒好了茶，有人还带来了录音机，更有人要我在他的笔记本上签名。
　　而我讲课的时候，我觉得教室里真有点过于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