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这地方很特殊。人人都不想去，都不愿意去，但人人又不得不去。因为，不生病的人几乎没有。可真生了病，要找个好大夫诊治，却又难上加难。时下流行网上挂号，号一放出来，手指动作略微慢一点，就与专家号无缘，与专家更无缘，连仰视专家的机会都没有。
　　我还算幸运，网上没挂上号，却有朋友的朋友与我心仪的专家甚为熟络，答应替我讨要加号。时间已过月余，没有得到朋友的讯息，我便不抱希望，遂准备回趟老家。周末晚上，正洗漱欲睡，朋友来电话，让我周一一大早就去医院门诊找专家，取加号。
　　周一清早，带着近期检查的资料赶到医院，距上班还有半小时，专家就已经叫号坐诊了。我从病人身后向专家问好，报上朋友的朋友的大名，专家从病人脸上抬起眼睛，扭过头朝我温和一笑，令旁边的助手给我一个加号。我连声道谢，出门到窗口挂号缴费。
　　待找个地方坐下来一看，我的号是六十。按照从八点到十二点计算，专家每小时要接诊十五个病人，每个病人面对专家的时间只有四分钟。这样一算，就对过去“跑千里路，排一夜队，看三分钟病”的说法有些相信了，对坐诊的专家也多了份理解。
　　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妻子不知从哪里买来豆浆汉堡，拉着我到楼下一处开阔地，让我吃早饭。我摘下口罩，风卷残云。妻子又把水杯举到我嘴边，我不耐烦地推开，让她自己赶紧吃。旁边一个中年妇女为妻子打抱不平起来，“男人就这德行，再咋样待他好，他都烦着你。”想想我从军几十年，除了两枚军功章，档案里各种名目的奖励记录和锁在书柜里的荣誉证书，如今留给妻子孩子的只有这副孱弱的躯体，还要他们照顾我。每次体检看病都是妻子跑前忙后，我还要耍耍家长的脾气，真有些愧疚！
　　再进门诊楼，已是人头攒动，声浪鼎沸，仿佛集贸市场。我是最后一个号，就不慌不忙地寻了个能听见叫号的拐角坐下来，静等与专家见面。
　　我坐的地方是连接楼梯与诊室的通道，可以看到行色匆匆的医生护士，也能看到步履蹒跚、被病痛折磨得龇牙咧嘴的病人。
　　每当有患者或家属向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询问时，有停下脚步细心解答的，也有简单答复就匆匆而过的。看着来自乡下挂不上号的老乡，看着不会使用网络，不会玩微信而无法缴费的老人，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也会被时代抛弃，成为岁月的弃儿，成为妻儿的负担。
　　几对互相搀扶着走向诊室又站在通道大声说话的老人，无疑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他们或耳背眼花，或疑惑未解，就站在通道口牛头对不上马嘴地互相辩论。有一个老婆婆还不时用手指狠狠地戳点老爷爷光秃的脑袋，说几句“老不死你就倔吧！一辈子犟驴”之类的话，指点完了，又抓了老爷爷的臂膀。老爷爷表情依旧，摇晃着头，点着手杖，拽了老婆婆的手颤颤巍巍地下楼。那种口里骂着，心中疼着走过人生风雨，相濡以沫的场景真的让人感动，让人羡慕。
　　相比之下，中年人大多表情凝重，脚步匆匆。焦急地等待就诊，出了诊室一边低头翻看手中的纸页，一边奔向药房或检查科室。他们是医院里刮过的一股劲风，年轻人躲着，老人则伫立在它的漩涡里，露出对似曾相识的身影的留恋。
　　快到十二点时，我有点忍不住想进专家诊室看看，前面到底还有几个人。妻子说她去。我就在楼梯口转悠。
　　这时，一个头发雪白的驼背老太太，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拎着影像袋，脑袋朝下，几乎挨着膝盖，从楼上向下挪动。感觉立刻就要滚下来。我紧走几步，上前弯腰搀住她。她艰难地抬了抬头，嘴里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明白。我把她安顿在我刚待过的位置，让她休息。她坐下去，头便支撑在腿上，只有隆起的背朝着我。我正问她的家人在哪里，一个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小伙子气喘吁吁地从楼梯上来，盯着老太太看了看，又瞅我一眼，蹲在老太太身边。“婆！你咋不听话，自己乱跑了。让我楼上楼下到处找。”老太太抬起头，嘴角有了笑纹，眼里有了一丝淘气的光。黄毛小伙拿过老太太手里的袋子，把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抱孩子般将老太太抱在怀里，对我笑了笑，转身下楼去了。
　　我一贯见不得男孩子把头发染得五麻六道，在心里将头发染色的小伙子与坏孩子划等号。但这个黄毛却在我的心里泛起涟漪。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直到黄毛淡出我的眼帘。
　　和专家见面时，差一刻钟就是中午一点了。专家认真审阅了片子，查看了化验单，询问了我的感觉，原则性地说我大问题暂时没有，小毛病不少，嘱咐我一些注意事项。妻子却对“暂时没有问题”这一句程式化的语言上了心，还要问下去。我连忙打断她，对她解释这就是没有问题。起身向专家致谢，告辞。尽管我是今天上午最后一位患者，加上有朋友的朋友的面子，专家也不会撵我们，但我于心不忍。专家已经用十五分钟给我诊断，回答我的问题了。他已经和五十九位患者说了很多话，看片、写病历、开检查单。六十多岁的人了，一坐就是一上午，这份辛苦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
　　出了医院大门，突然发现黄头发的小伙子正在树荫下给驼背老太太喂饭。我顿觉黄毛不再刺眼，还有点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