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祖国相比，祖国是大海，我是海里的一滴水。
　　年过六旬，年少时，听读革命前辈豁出命为老百姓打江山的英雄故事，时常会热泪滚滚。新中国诞生时，我还没出生。常遗憾没能早生若干年，没办法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这个老革命响应党的号召，让我们母子从县城落户到农村。在无亲无故的他乡安新家，妈妈最担心我们是外乡人去了会受欺负。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妈妈的担心多余了。
　　下乡后不久，我妈突发重病。出院时，我妈刚刚脱离危险期，生产队队长怕马车颠得太厉害，专门派了6个壮劳力，用担架把我妈从县医院抬回家。那是段慢上坡、步步高的十里长路，小伙子们抬着他们几乎不认识的我妈妈，没有一个人有一句怨言。小伙子们脚步轻轻，生怕颠坏了大病在身的我妈妈。
　　我们兄弟姐妹5人一个接一个长大后，个个都想“跳农门”，却常常“足将进而趔趄，口欲言而嗫嚅”，怕的是村里人“使绊子”。我们村是高堎大队四小队，队里人家近百户，几乎都是一个姓，八代之内是一家。在那个很讲究“推荐”的年代，虽然我们根红苗正，但人家如果欺生排外，在关键时候联起手来不推荐，或者投了反对票，真能把我们奔前程的路堵住。庆幸的是，我们几个参军、招工时，从生产队到大队，一路“绿灯”。
　　这些和我们非亲非故的农民，这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乡亲，他们善良的心就像太阳，照耀着温暖着我们这一家外来户。我的弟弟和妹妹，如今生活在陕西的几个城市里，他们都把高堎这他乡认故乡，总是自豪地对朋友说：“我是陇县高堎人！”我妈上世纪80年代也进城定居了，提起乡下的那些好心人和暖心事，她常对我们几个说：“高堎人对咱们一家好得很啊！”
　　后来我参军到部队，战友胜兄弟。一起当兵几年，一生一世情如海。军营里的年轻人，心田都干净得如同一张白纸，画上去的都是对方最美的影像，忘不了的全是彼此最纯的情和爱。不是发小胜发小的战友情，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在南腔北调的争论里、在别时相拥的泪眼里、在别后热盼的重逢里、在忽然而现的梦境里。
　　记得那年在湘西，参加我们部队的文艺汇演，我在露天舞台上表演一个二胡独奏曲，麦克离我有些远，演奏的效果不理想，我很焦心却无可奈何。一个与我共事才几个月的扬州兵发现后，默默地走上台，把麦克给我调到位，又默默地退出场。战友这件雪中送炭的小事情，让我记了几十年，无论何时何地想起来，都像春天的阳光洒在心里，从头到脚暖洋洋。
　　大学毕业时，我们班就我一个被分到了乌鲁木齐，心里真的很苦涩。首都和新疆首府，隔着“八千里路云和月”。边疆和内地，感觉就是两重天。常言说：“过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哪曾想，我到单位报到没多久，北京的同学纷纷写来信。写信的同学，有的在校时关系很密切，有些关系一般般，都念我孤身边疆心寂苦，信里噓寒问暖的，劝慰我在天山南北“甩开膀子干一场”，字字句句有温度，朝朝暮暮暖我心。初到边城的苦寂，被同学们的温情吹散了一大半。
　　刚到吉林工作时，不知东北的严寒有多寒。滴水成冰时采访查干湖冬捕，同行的记者头天晚上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双大皮靴送到了我房间里，我说：“用不着吧！”他并不多话，只说明天的最低温度是零下26度，望不到边的湖面上风很大，冬捕的时间长，你脚上的皮鞋扛不住，换上这个再冻也能扛住了。这不是来自亲人的关爱，却比亲人的关爱更周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查干湖，湖面上果然极冷，风超大，多亏有这双大皮靴给“保底”。寒风里，我瞅着这位认识没多久的年轻同事，心里涌起的全是感激之情。
　　那年出访俄罗斯，从圣彼得堡返回莫斯科，驻外机构的领导们起了个大早，在料峭的寒风中陪我们参观著名的列宁山、莫斯科大学和新圣女公墓。他们的讲解详细又生动。他们的表情热情又真诚。这几位同志，过去与我们素不相识。这几个地方都在俄方安排的计划外。领我们参观是他们的分外事。看这些景点是我们此行的意外收获。他们这样见缝插针无微不至的安排，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国内来的同胞尽可能少留遗憾。我们的感动，语言难以表达。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心中一时有些慌但很快就变得淡定。此时的我，已经叶落归根在西安。电视里，一队队白衣战士从全国各地奔赴武汉和湖北，就像当年奔赴战场去杀敌的子弟兵。这一次，他们从四面八方奔向同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为我们消灭新冠肺炎这共同的敌人。看到援鄂的队伍里有许多陕西人，我这个老陕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祖国的人海里，东南西北中，我浮沉游走大半生，遇到的好同胞，暖心的小故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