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 《白蛇传断桥》 纸本设色 68cm×68cm 1983年 上海美术馆藏

　　关良 《太白醉写蛮书》 纸本设色 34.5cm×34.5cm 无年款 上海中国画院藏

　　关良 《三打白骨精》 纸本设色 69cm×40cm 1977年

　　关良 《宇宙锋》 纸本设色 68cm×45cm 1978年

　　关良 《贵妃醉酒》 纸本设色 97cm×69cm 1979年 上海中国画院藏
　　关良（1900-1986），字良公，广东番禺人。1917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1922年毕业回国，先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26年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股长。20世纪40年代初赴重庆，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职。关良擅长油画、中国画。其油画纯朴、率真，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与民族气派。其中国画多为水墨戏曲人物画，手法明快单纯，造型稚拙生动，所作生旦净末丑，神出像外，耐人寻味。作品曾在德国、美国等地展出。出版有《关良京剧人物水墨画》《关良油画集》《关良艺事随谈录》等。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在杭州复校。1946年，关良来到了林木幽蔚的哈同花园。在结束了日军的轰炸、扫射，生活的动荡、流离之后，短暂的平静和安宁让关良感觉找到了可以从事艺术创作的理想环境。
 
　　因机缘巧合，关良与“南派武生泰斗”京剧艺术家盖叫天比邻而居。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高阳县人。他于北方学戏，南方成名。在继承了南派武生创始人李春来的艺术风格后，又广泛吸取京剧与昆曲、地方戏中各流派武生和其他行当表演艺术的长处，并借鉴武术，以丰富的武打技术和人物形体美的造型，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表演艺术。他擅长演《武松》的所有剧目，包括《打虎》《狮子楼》《十字坡》《快活林》等，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武松思想变化的脉络，树立了可信的英雄形象，因此有“江南活武松”之誉。
　　关良在任教于杭州期间，常去看盖叫天的演出。看戏的同时，一边看一边画，他舍不得放过任何精彩的瞬间，积累了盖叫天“成百上千张各种场合下各种剧中人物神态的速写”。共同的兴趣爱好让相差近20岁的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他们经常促膝谈艺，互相勉励。有时候聊到起兴，盖叫天会专门为关良摆出架势，示范各种身段和动作，常常有盖叫天边说边演，关良边聊边画的情景。而关良则根据盖叫天“武戏文唱”的风格以及表演中注重“动势”和眼神塑造的特点诉诸笔下。
　　关良看戏、画戏，自己也要“晕”到戏里去。每次去看戏的时候用速写本记录舞台人物的神态，回到家里就试着在宣纸上进行整理速写。对于看戏，他向来不厌其烦。就像关良自己说的，甚至有的戏看过几十回，背熟了，又会唱，去看高手演出还会捧腹大笑，或者热泪盈眶。眼前台上一眼一动都会唤醒昔日种种回忆，看过的名家或无名者的绝招，那种温习也是享受。最后感动自己的原因是当下或从前的东西，根本讲不清楚，甚至把来剧场是为了画速写的头等大事也忘记了，晕到戏里去了。
　　为了画好戏剧人物，关良还利用业余时间到科班出身的行家处学戏。他买了髯口、马鞭、靴子……熟悉了唱、念、做、打的每招每式。亲力亲为的艺术体验使他具备了呼之即出的生活基础，为其戏剧人物画的创作奠定了生活与情感上的准备。
　　关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早期作品吸收了前人在用笔、用墨、用色方面的优点，特别是处理画面时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并善于运用淡墨和淡墨线条，使墨色产生轻重浓淡的丰富层次和效果，辅以交织变化的浓墨线条，关良的作品具有儿童画般的平淡天真。
　　经过长期的研磨实践，关良也认识到戏剧表演与绘画有所不同，他说，画与戏这两者的审美区别就在于艺术表现手段的不同。绘画仅能取其瞬间的形象，而戏剧表演却是在一系列连续动作的基础上来传神的。因此，关良为了充分表达戏剧人物的姿态动作的美与神韵，从不选择“亮相”时那种静止不动的姿态，而要选取具有承接作用的最精准的刹那。这样的画面既能画活了戏中人，又能充分调动观众的联想，还原彼时彼景精彩的情节。对于关良的精心琢磨，盖叫天最终也看懂了。他曾和关良说：“我演武松打店，总是等锣鼓点子‘崩——登——呛’的亮相完毕了之后才有人鼓掌、拍照，这倒是‘好’到点子上。演员在紧张的表演过程中，观众是无暇叫好的，我自己也认为亮相时是最美。因此初次接触您的画，看不大懂，还以为是散了神。后来才慢慢看懂了，您是专选我亮相还未定的时候，也就是锣鼓点子‘崩——登’还未到‘呛’的时候，抓住这一瞬间的动势于画面上，因此在画面上的人物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您是用这种办法传神的，真是画中有戏。”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良在创作上已趋于成熟，画面纯净，笔墨精炼。他从戏剧人物这个特殊的题材入手，精研用笔用墨之法，时至今日，他终于摆脱了关于人物画“十八描”的传统窠臼，为他的新题材创造了独有的表现方法。墨色的浓淡、轻重、肃穆、鲜艳，用笔的粗犷、细腻、直率与婉转都视画面本身而定，他已经驾驭得游刃有余。
　　这一时期，关良又遇到了艺术上的另一位知音——齐白石。两人的相识得益于李可染的引荐。1942年秋天的展览之后，观者络绎不绝，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借着展览余波未尽，关良送给李可染一本戏剧人物册页。随后关良随国立艺专返迁至杭州，李可染则到了北平，任教于中央艺专。当时李可染师从齐白石，有一次在拜访的时候带上了关良的这本册页。齐白石当下就对关良的画很感兴趣，并在册页的扉页上题了“关良墨趣”四个大字。因为相隔两地，二人有心见面但并未如愿。但是之后常有书画往来，一个表达崇敬仰慕之心，一个充满对艺坛后辈的关爱欣赏之意。1953年，关良画了四幅戏剧人物，交由李可染带给白石老人。其中一幅款写“白石前辈指正。一九五三年关良”。这几件作品后来经齐白石家属捐赠，现藏于北京画院。同时，齐白石也画了两幅作品赠予关良，一幅《螃蟹》、一幅《鹰》，其中《螃蟹》题写：良公老弟同道，九十三岁白石璜请讲。
　　（作者系美术学博士、嘉德文库主编。本文节选自其著作《巨擘传世近现代中国画大家·关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