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髡残 《秋山图》 纸本设色 37.5cm×76.2cm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修，依字典之解释，有饬、饰、葺理三义。养，有育、蓄、长三义。综合传统学说与艺术理论所指，修养二字，包括了心与行两个方面。心决定了识，行则包含了毅力与操守。
　　中国传统学问，无论儒家、道家、佛家，其实质都是心性之学。舍心性而求中国传统学问，必然曰：了不可得。同样，扎根于中国传统学问的民族传统技艺，也都是心性之学的具体实践与演练。故其理论本体也都在心性之学。舍心性之学而求中国民族传统技艺之真谛，亦必然曰：了不可得。诗文、书法、绘画是传统文化艺术中最具普遍性，也是发展最为成熟的艺术门类。“言为心声”“字为心画”“画为心印”，千百年来几乎是全民族性的共识。心声、心画、心印都源于心性之学，如果再向上追究，心性之学也就是做人之学。钱穆说，中国历史实质上是做人史。其实此说亦可以用之于诗文书画史。何绍基说：“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然成家尚不从诗文字画起，要从做人起，自身心言动本来终始。自家打定主意，做个什么人，真积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为儒，为侠，为和，为峭，为淡，为绚烂，为洁，为邋遢，为娟静，为纵恣，人做成路数，然后用功于文字，渐渐搬移，其艺必成，适肖其为人。”他并举例说：“鲁公书，似其忠烈，间出萧淡，又似其好神仙；东坡书画诗文，皆汪洋奇出，想见其人豪宕闲远可喜也。”按照这一思路搜寻下去，每个中国人心中必然会立刻闪现一连串的人品与诗品、书品、画品相一致的例证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一种现象。
　　上天生人，若非下愚，中资以上，莫不各有天才，莫不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可意的人生，并为自己的选择找到学说的依据。学说实质上是做人的借口。诗文字画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每个自我以其心量之大小选定的人生境界与个中之情趣。古今中外圣贤哲人、大家巨匠、异于常人者只是心量过人，像爱因斯坦所描述的那样：“能超越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人生百年，各随业力流转，唯独经典作品中所透现出的非凡的心量可以超越时空，历久弥新，余味无穷，仿佛蕴含了无量意趣。因为作者的心量之大，不易穷尽。如果心量相等，或观者超过了作者，意趣的满足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心量是基础，如同楼房的地基一样，地基之厚薄、大小、坚实与否，决定了楼房的规模、质量。同理，艺术家的心量也决定了其艺术品质。只不过绘画中心量乃精神之量，非物质之量，与尺幅广狭、题材大小、风格之繁简无必然关系。一部绘画史，实际上可以称之为心灵史、心量史，或者可以称之为胸襟史。
　　既有心量以为基础，必有宏识以为体。何绍基曰：“心声心画无可矫为，然非刻苦用一番精力，虽（做）人已成就，不见得全能搬到纸上。所以古来名人，不是都会诗文字画。”弘一法师亦云：“世出世间法，不经一番苦心经营，其成就必不惊人。”所欲“搬到纸上”者，所欲“苦心经营”者，谓之识。
　　叶燮《原诗》将诗人之素质总括为才、胆、识、力四个方面，以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然当以识为先、为体”，“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使无识则三者（才、胆、力）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皆不为其所摇”。画家之宏识，有心量为基，必能精研古今中外美术历史理论著作，探求国画之所以为国画之理；必然对中西绘画各自特长与局限，及不能相互代替、不能简单融合折中的深层的文化精神体系之根源有清醒认识；必能尽可能地观览古今中外绘画原作，探求其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之形式规律，并进而烛见古今中外画家之心思、才力之深浅、高下、长短；必能再进一步行万里路，尽观天地造化奇观，友海内外通人。则是非明，取舍定，一家之字一家之画，所欲“搬移”者，所欲“苦心经营”者，使呼之欲出矣。
　　钱穆先生以为，中国人生为“音乐人生，亦可谓超空人生，即抽象人生，而非具体人生。具体人生重躯体，重物质。抽象人生则重心灵，重情感”。以天人感应为体，以“造化”“心性”“气韵”为核心，必然使中国画走向音乐性、抽象性，走向对书画同源、书画用笔同法、笔墨精神的强调。张彦远曰：“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归乎用笔”四字可谓渡世之金针。舍用笔——笔法、笔力以求中国画，则立意、气韵、章法、形似、彩色，俱无所托，必成无生气、无生机、无生意之死物。国画之难，难在笔墨；笔墨之难，难在用笔；用笔之难，难在笔法精熟、笔力惊绝、变化万千。历代画家，以笔力大小，分大小名家。天人感应之道，生生不息之德，造化与心源同一之伟大风格，非从笔锋上决出生活、发出光明、现出神通，则不能动天下后世赏音之目。叶燮论诗云：“无力不能自成一家”，“吾观古今之才人，力足以盖一乡，则为一乡之才；力足以盖一国，则为一国之才；力足以盖天下，则为天下之才。更进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终古；则其立言不朽之业，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终古，悉如其力以报之。”要而言之，中国诗文书画，实际上是显现艺术家生命毅力的艺术。
　　佛家有戒、定、慧三学，而实则三而一一而三。守戒则定慧在其中，能定则戒与慧在其中，发慧则定与戒在其中。这种理论可通之画论。慧为宏识，定为毅力，戒为操守。有宏识则毅力与操守必在其中，有毅力则宏识与操守必在其中，有操守则宏识与毅力必在其中。对上上根说法，理当如是。然而跻身于国画这座庙堂里的各路神灵实在是五花八门，各自怀着不同的动机，做着形形色色的梦。是以操守不可不讲，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国画处于“末法时代”的今天。
　　三百年前，清代诗论家叶燮论及诗歌之衰亡的原因时说道：“诗之亡也，亡于好名。没世无称，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窃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后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誉之学，得居高而呼者唱誉之，而后从风者群和之，以为得风气。于是风雅笔墨，不求之古人，专求之今人，以为迎合。”又云：“诗之亡也，又亡于好利。夫诗之盛也，敦实学以崇虚名；其衰也，媒虚名以网厚实。于是以风雅坛坫为居奇，以交游朋盍为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滥，诗道杂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义，因之而衰矣。”又云：“好名实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诗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为垄断名利之区！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问之自有之性情可矣！”诚可谓一针见血，仿佛是对当代书画界而发！书画家能三复其言，永为针砭，则操守得要领矣，则书画界之堕落或不至如是之剧矣。
　　石涛《画语录·远尘章·第十五》曰：“人为物蔽，则与尘交；人为物役，则心受劳。劳心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我则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心不劳，心不劳则有画矣。”荆浩云：“名贤纵乐琴书图画，代去杂欲。”画本为代去杂欲之高雅娱乐之一，反成杂欲丛生之区。杂欲起，则心性本具之广大与灵明无所现。苏轼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空故纳万境，静故了群动。”保持赤子之心，保持生命深处最深之感动，体味异于众人之一种遗世独立的孤独——那真正属于个人生命的感动。尽览纯净广大心灵映现的宁静而壮观的景象，以千锤百炼的笔墨表现造化与心源同一时那伟大风格。这，就是真正的国画家要做的。修养之道，其功巨矣！清代中叶以降，中国画之衰，实由画家人格精神不振，具宏识、毅力、操守者少，非画种之过也。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本文选自其文集《国画闲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