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0年01月10日
怀念父亲侯觐武
这些年，总想写篇文章来祭奠我的父亲。以前我也曾动过两次笔，但都因对父亲强烈的思念而流泪不止，终未能如愿。有一天我的孙子们指着照片问我：太爷爷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他是位老革命。孩子们说:您为啥从来没讲过他的故事呀？我竟无言以对,心中一直自责没能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让子孙后代知道祖辈的一些事。
我的父亲侯觐武，1922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沙滩坪区郝家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7月毕业于绥德师范，15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父亲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当过小学教员、县政府科员、区委书记、独立团营教导员、黄龙分区宣传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延安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延安师范校长、延安专署文教卫生局长等职。1964年至1979年任延安县县长、县革委会主任。1979年调任陕西中医学院党委常委兼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直至离休。
父亲参加革命的起点在延安，一生为党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延安，是一个地道的“老延安”。延安精神对他影响至深，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在延安精神哺育下成长进步的一生，又是鞠躬尽瘁为延安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延安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1979年，父亲调到陕西中医学院后，又为中医教育事业奉献了余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生活十分艰苦，敌我斗争错综复杂。而父亲却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跟着党和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同时，父亲还积极动员优秀青年加入革命队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父亲从延安回老家探亲，返回时动员了家乡两个年轻人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个1984年担任了陕西省委书记。我父亲的二哥早年参加了国民党，任陕西横山县县长，而父亲在共产党队伍中只是普通一员，但他没有投奔二哥，反而多次劝说二哥离开国民党到革命队伍中来。1947年受党组织委派，父亲还特地到横山再次做他二哥的思想工作，终于使他投诚起义。
父亲经历的政治运动很多，延安整风、锄奸反特、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整风反右、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历次运动中，父亲总是凭着他对党的忠诚和做人的良知，从实际出发，客观地看问题，尽其所能团结干部、同事，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拥护。1950年初，革命老区文化人才少、急需大批有知识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部门，延安地委专署决定成立一所工农干部学校，调任父亲为延安工农干部速成中学校长。他为延安培育了大批工农干部。1952年速成中学停办改名延安地区师范学校，任命父亲为校长，父亲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几年内又培养了一大批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中、小学教师。这两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为延安建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很多人在以后工作中走上了厅、县级领导岗位。1954年父亲调入延安专署任文教卫生局长，分管延安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工作和延安大学。
父亲作为延安多部门主要领导，他的可贵之处就是能够从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多方面关心同志。1957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有一些文化单位、学校的教师和领导，受到了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为蒙冤受屈的干部教师说公道话，为此被牵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1962年5月，组织上撤销对父亲的处分，他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延安中学报考大学的学生大部分落榜，父亲心急如焚，为了扭转教学质量下降的局面，他深入学校调查研究，并带领工作组到省上查阅考卷进行分析，针对教学存在问题进行整改，经过广大师生共同努力，在短短两三年内，就有半数以上的考生升入高等学府。
1964年父亲担任延安县县长，当时延安旧貌未改，特别是广大农民辛苦劳作一年，人均收入仅有四五十元，每人每年可分到的带皮口粮二三百斤。面对这种情况，父亲忧心忡忡，不顾身体有病，常常骑着自行车深入全县乡镇、村队、农户，调查研究，寻找增产脱贫大计。他带领公社大队干部到山西大寨学习取经；他下乡蹲点，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修梯田打坝造地，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当时农村还没有化肥，他就号召农民多积农家肥，我曾亲眼见过父亲从城里推着一小车农家肥往乡下送。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历来是教育的薄弱环节，不被社会所重视。父亲则力主办好农村职业教育。为此他亲自踏勘校址，遴选教师，于1965年在延安县率先开办了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使教育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父亲在担任延安县主要领导十多年间，足迹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为人民奉献了他全部精力，也与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人民对他充满了爱戴之情。
父亲性情温和、仁爱善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父亲和母亲解放后工资待遇不算低，但要抚养我们六个子女，还要接济老家亲戚，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们对前来求助的穷亲戚从未拒之门外。我叔伯兄弟姐妹当中先后有十几人，曾上学吃住在我家，直到帮助他们走入社会。父亲的大姐出嫁到山西平遥县农村，她儿子得了骨结核，父亲得知后马上寄钱帮助。离休后父亲常说他和我母亲都是搞教育的，没让我们上大学是他们一生的遗憾。父亲对我们姐弟从不娇惯，教育我们要自强自立，绝不允许我们养成好吃懒做、怕苦怕累的坏习惯。我从小受父母影响，在工作和做人方面有道德底线，遵纪守法乐于助人。
1979年父亲调到陕西中医学院后，虽然体弱多病，但仍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努力工作。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件事是陕西中医学院附院要盖家属楼，有大小两种户型，老干部和院级领导住大房，一般职工住小房。我父亲说服了别的领导，决定都建成小户型住房，让更多的同志能住上新房；第二件事是1982年，国家要在西北选址建设一所标准较高的中医医院。我父亲知道消息后，多次到省委找主要领导申请把这个大项目放在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省上经过反复研究同意了父亲的意见。项目争取下来后，父亲又和其他同事一道多方勘察，反复论证，最后选址咸阳渭阳西路，征地一百六十八亩，把医院顺利建成了。这个医院在几届领导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现在已成为陕西中医药大学培养更多更好的医务人员的重要基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的战友、同事、部下不少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可是他从未因自家的私事找过那些人。有一次我向父亲央求，请他把我介绍给已担任省委副书记的老部下，他训斥我，一定要公私分明，不能找领导为自家办私事。一次单位上多买了一些扫把小簸箕，我拿回家两件，父亲让我立即送回去，再三叮嘱我不可养成爱占公家便宜的坏习惯。我们姐弟六人铭记父母的教诲，谨言慎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直到退休。
父亲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他留下了两袖清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精神财富和厚重朴实的家风，这是我们子孙后代享之不尽的财富。父亲离开我们3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在想父亲要是能够活到现在该多好啊！他和众多革命老前辈一样，总是盼望着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困苦，矢志奋斗了一辈子。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的愿望已经实现，而且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向着更加美好幸福的目标奋进。
我的父亲侯觐武，1922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沙滩坪区郝家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7月毕业于绥德师范，15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父亲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当过小学教员、县政府科员、区委书记、独立团营教导员、黄龙分区宣传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延安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延安师范校长、延安专署文教卫生局长等职。1964年至1979年任延安县县长、县革委会主任。1979年调任陕西中医学院党委常委兼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直至离休。
父亲参加革命的起点在延安，一生为党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延安，是一个地道的“老延安”。延安精神对他影响至深，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在延安精神哺育下成长进步的一生，又是鞠躬尽瘁为延安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把青春年华献给了延安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1979年，父亲调到陕西中医学院后，又为中医教育事业奉献了余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生活十分艰苦，敌我斗争错综复杂。而父亲却始终如一、坚定不移跟着党和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同时，父亲还积极动员优秀青年加入革命队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父亲从延安回老家探亲，返回时动员了家乡两个年轻人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个1984年担任了陕西省委书记。我父亲的二哥早年参加了国民党，任陕西横山县县长，而父亲在共产党队伍中只是普通一员，但他没有投奔二哥，反而多次劝说二哥离开国民党到革命队伍中来。1947年受党组织委派，父亲还特地到横山再次做他二哥的思想工作，终于使他投诚起义。
父亲经历的政治运动很多，延安整风、锄奸反特、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整风反右、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在历次运动中，父亲总是凭着他对党的忠诚和做人的良知，从实际出发，客观地看问题，尽其所能团结干部、同事，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拥护。1950年初，革命老区文化人才少、急需大批有知识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部门，延安地委专署决定成立一所工农干部学校，调任父亲为延安工农干部速成中学校长。他为延安培育了大批工农干部。1952年速成中学停办改名延安地区师范学校，任命父亲为校长，父亲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几年内又培养了一大批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中、小学教师。这两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为延安建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很多人在以后工作中走上了厅、县级领导岗位。1954年父亲调入延安专署任文教卫生局长，分管延安地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工作和延安大学。
父亲作为延安多部门主要领导，他的可贵之处就是能够从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多方面关心同志。1957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有一些文化单位、学校的教师和领导，受到了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为蒙冤受屈的干部教师说公道话，为此被牵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1962年5月，组织上撤销对父亲的处分，他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延安中学报考大学的学生大部分落榜，父亲心急如焚，为了扭转教学质量下降的局面，他深入学校调查研究，并带领工作组到省上查阅考卷进行分析，针对教学存在问题进行整改，经过广大师生共同努力，在短短两三年内，就有半数以上的考生升入高等学府。
1964年父亲担任延安县县长，当时延安旧貌未改，特别是广大农民辛苦劳作一年，人均收入仅有四五十元，每人每年可分到的带皮口粮二三百斤。面对这种情况，父亲忧心忡忡，不顾身体有病，常常骑着自行车深入全县乡镇、村队、农户，调查研究，寻找增产脱贫大计。他带领公社大队干部到山西大寨学习取经；他下乡蹲点，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修梯田打坝造地，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当时农村还没有化肥，他就号召农民多积农家肥，我曾亲眼见过父亲从城里推着一小车农家肥往乡下送。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历来是教育的薄弱环节，不被社会所重视。父亲则力主办好农村职业教育。为此他亲自踏勘校址，遴选教师，于1965年在延安县率先开办了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使教育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父亲在担任延安县主要领导十多年间，足迹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为人民奉献了他全部精力，也与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人民对他充满了爱戴之情。
父亲性情温和、仁爱善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父亲和母亲解放后工资待遇不算低，但要抚养我们六个子女，还要接济老家亲戚，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们对前来求助的穷亲戚从未拒之门外。我叔伯兄弟姐妹当中先后有十几人，曾上学吃住在我家，直到帮助他们走入社会。父亲的大姐出嫁到山西平遥县农村，她儿子得了骨结核，父亲得知后马上寄钱帮助。离休后父亲常说他和我母亲都是搞教育的，没让我们上大学是他们一生的遗憾。父亲对我们姐弟从不娇惯，教育我们要自强自立，绝不允许我们养成好吃懒做、怕苦怕累的坏习惯。我从小受父母影响，在工作和做人方面有道德底线，遵纪守法乐于助人。
1979年父亲调到陕西中医学院后，虽然体弱多病，但仍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努力工作。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件事是陕西中医学院附院要盖家属楼，有大小两种户型，老干部和院级领导住大房，一般职工住小房。我父亲说服了别的领导，决定都建成小户型住房，让更多的同志能住上新房；第二件事是1982年，国家要在西北选址建设一所标准较高的中医医院。我父亲知道消息后，多次到省委找主要领导申请把这个大项目放在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省上经过反复研究同意了父亲的意见。项目争取下来后，父亲又和其他同事一道多方勘察，反复论证，最后选址咸阳渭阳西路，征地一百六十八亩，把医院顺利建成了。这个医院在几届领导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现在已成为陕西中医药大学培养更多更好的医务人员的重要基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的战友、同事、部下不少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可是他从未因自家的私事找过那些人。有一次我向父亲央求，请他把我介绍给已担任省委副书记的老部下，他训斥我，一定要公私分明，不能找领导为自家办私事。一次单位上多买了一些扫把小簸箕，我拿回家两件，父亲让我立即送回去，再三叮嘱我不可养成爱占公家便宜的坏习惯。我们姐弟六人铭记父母的教诲，谨言慎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直到退休。
父亲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他留下了两袖清风、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精神财富和厚重朴实的家风，这是我们子孙后代享之不尽的财富。父亲离开我们3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在想父亲要是能够活到现在该多好啊！他和众多革命老前辈一样，总是盼望着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困苦，矢志奋斗了一辈子。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的愿望已经实现，而且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向着更加美好幸福的目标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