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主要从事艺术管理工作，同时一直坚持文艺创作。先后写了大、小剧本十多个，长、短书词三十多篇，文艺评论、杂谈及回忆录八十多篇。以上作品有的已出版发行，有的分别在多种报刊上发表。遗憾的是：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创作的剧本《除夕之夜》《牲畜诉苦》《四老汉》《饮水站》及书词《新女婿》《借尸还魂记》等，我比较满意的十多个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强行拿走，再也无法回归。因此，这本“作品选”中未能收集进去。
　　这次出版的大部分作品是“文化大革命”后创作的。书中收进去的“文革”前写的书词《王贵与李香香》《五子葬父》，是延安曲艺馆韩应莲同志提供的艺人们传唱的手抄本。《半斤糖》《歌唱大理河桥》等作品，是绥德子洲图书馆的周凤飞同志，从五六十年代的《大众报》上查找出来的。这里我要特别对以上几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被无理批斗近百次、无故殴打十多次，现在时过四十余年，早已淡忘了当时的痛苦，就是在当时，我也能够想得开、顶得住。因为我亲眼看到许多同志的遭遇更惨；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相比之下，我算是幸运者。唯作品遗失，使我十分痛心，因为它无法弥补。
　　我知道，书中有些作品比较粗糙。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出版呢？一来是为了总结六十多年的创作成果，给同志们、朋友们及子孙后代留个纪念。二来从这些五花八门的零碎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我这辈子，为宣传党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写过一些东西，尽管质量不高，当时确实还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回头看，作为一个老党员，能尽力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宣传工作，感到十分自豪。
　　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一级编剧，而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艺术管理干部。几十年来为贯彻党的文艺路线，办好剧团、剧院，繁荣文艺创作，培养文艺人才，进行文艺改革，继续和发展陕北民间艺术……奉献了一切，也取得了应有的成果。回头看，感到欣慰。
　　我年青时，下乡登台唱过戏，进城上街说过书，不仅能演现代戏，而且还唱古装剧。会唱山西梆子、陕北道情，陕北二人台，陕北碗碗腔……会拉板胡、吹笛子、弹三弦、吹唢呐……样样都能来几下，样样都不是很精通。有人说：“艺多不扶人”，有人说：“艺多不亏人”。对我这样一个艺术管理干部来说，我深感还是“艺多不亏人”。因为能与演员们同台演戏，与乐队同台演奏、与民间艺人一起吹拉弹唱，这样就与群众的关系密切了，感情融洽了，领导和组织工作就好做了。
　　正因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艺术管理工作中去了，所以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文艺理论，阅读名人名著，更不可能长期深入生活，进行文艺创作。几十年来，虽然一直在不停地写东西，但大部分是搞突击，赶任务，写的倒不少，能拿出手的好作品不多，对此我后悔莫及。记得，一九八五年调离榆林时，在一次欢送座谈会上，我讲了上述观点。李焕政同志（当时任榆林地委文教书记）却说：“你怎么能说没有好作品呢？榆林民艺团、地区艺术馆、地区剧院、地区文联，这些单位都是你亲手创建的，这就是你的很成功的作品。”我听了很受鼓舞和教育，从此，更坚定了我搞好艺术管理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现在我虽年过八旬，依然头脑清醒，还想继续写作。歌颂我们的共产党，歌颂我们的新生活。
　　总之，要为党的文艺事业奉献一生。
　　尚爱仁
　　二0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