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本质在于性灵，个性乃因子。作品语言区别于他人而有自身独特因子，是画家的人生阅历的呈现和感悟。无论是个人的认识观、方法论，只是在完善这一系统。从辩证的角度看，绘画到一定程度是哲学的。或许你要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并不只是停留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你需要的是其他领域的补给。只有广纳博取，广泛吸收经典，拉宽获取知识的纬度，从而形成多学源，最终才可达到真正意义的顿悟。看二十世纪卓有建树的大家，从吴昌硕、潘天寿、齐白石、黄宾虹到石鲁等先生，一定意义上你很难用学科去界定他们的艺术成就。吴昌硕金石、篆刻以及其在书法上所下的功夫，齐白石早年的工匠经历和他在诗文上的追求、潘天寿亦是于山水中寻求大花鸟境界，今人爱谈宾虹老人，宾虹老人在书法、鉴藏、诗文上均是出类者，石鲁亦是如此，我们熟知的《转战陕北》这一佳作，你很难界定它到底属于山水科还是人物科。据曾侍候石鲁先生笔墨的身边先生说：老先生当年案头放有一盆“老汤”，一笔下去能从里面拉出“咁”来……我坚信先生给后人留下这些段子只是表面文章，先生的意义并非一盆老汤和某种肌理所能言明的，促成这种改变的前提是艺术家的多方面尝试与思索，多学源知识结构、全面的艺术修养、边界的模糊化以及对于艺术创作念念不忘的初心共同开启了其艺术的未知经典。我以为，这种未知的经典一定是来源于客观世界，又区别于客观世界且在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的。
　　正是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使得艺术有了别样的魅力。此处的“情理”即是理论依据、规律，“意料之外”则是感情化的、感性的，只有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才能造就艺术未知的经典。中国画讲生发，以一笔开始，笔笔生发互为，看似尽在情理之中，如若艺术创作就此按部就班，我想也就不会出现徐渭、八大、石涛式的大咖了，毕竟我们不能忽略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情感表达，情感化必是不可预见的，一定是意料之外的。我看梵高的《星空》，看到的不是一个疯子，我看到的是一个极度理性的西方人连稿图都要反复思考，笔触都要有序排列以及其富有诗意且浓郁的色彩。他的色彩我们很明显看得出画家对于西方科学认知的释义，笔触的排列带有理性不乏感情，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
　　再回到绘画的本体创作认知上，因为自己对设计、油画、版画、水彩、综合材料等多方面的认知借鉴，形成多学科的知识源，使得思维观念不局限于某一单一式领域，广角式关注各个艺术领域所带来的优势在于技法的大胆借鉴和材料性能的熟练把握，从而获得了多维度的表现渠道。对多元形态艺术的主观融合、借鉴吸纳，形成重视觉、重感受、重精神表现的绘画创作观。
　　长期的个人绘画实践，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好作品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诞生的，更或者是从一张张废弃的稿纸里积攒而来。画家作画，当然也有如吴道子解衣磅礴般”顺产”者，然大多数却要沦为“难产”。“顺产”者，灵感如泉涌，盖无废笔弃笔可言，一蹴而就即成华章，能达此般境界者，非天才所能比拟。“难产”者，作品反复打磨，经草图、色彩、笔墨分析等繁琐过程，经数日之功方可成形，亦有半途而废、终未所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