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9年07月31日
和平语境下的军工故事与军工精神
○吴义勤
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大门，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等多种文体由此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发展成就。回望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话剧无疑是与社会变革历程结合较为紧密，同时产生了巨大推动力和社会效应的重要文体之一。从民国新剧、左翼戏剧、抗战戏剧、“十七年”戏剧到新时期戏剧，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历史剧变的关键时间节点，话剧都曾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并提供了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巨大能量。在当今时代，话剧依然拥有迷人的魅力，话剧呈多元化发展的繁荣局面，小剧场话剧、实验话剧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但应该指出的是，在话剧舞台上，反映工业题材特别是军工题材的优秀作品还比较少见。阿莹的话剧可以说正弥补了这块短板。他的新作《秦岭深处》继承了话剧与时代、与军事题材故事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以和平时代军工人排除万难取得导弹试验成功为主要线索，完成了话剧与军事题材故事的成功联姻，颂扬并传承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军工精神和革命精神，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秦岭深处》讲述了一群生活工作在秦岭大山深处，为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默默奉献的军工人的故事。话剧的主要线索围绕研发具有重大国防战略意义的“红箭98”导弹展开。在革命战争年代，落后就要挨打，这里的落后不仅指经济的落后，更指军事的落后。在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军事技术上的落后曾给我们带来惨痛的教训，因此，发展军工技术，提升国防水平就成为和平时期一件刻不容缓且极具战略意义的大事。在这部话剧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军工人，在大山深处，战天斗地，与时间赛跑，与命运搏斗，为了试验成功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感人故事。
剧本采用了戏剧中常见的连环式矛盾结构，设置了多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矛盾，既通过矛盾冲突推动故事前进，也通过矛盾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剧中比较典型的矛盾有宏观层面的，比如国家发展对“红箭98”导弹试验成功的迫切需求和试验面临的重重困难之间的矛盾；也有个体层面的，比如军工人对工作事业的追求与个人家庭生活的冲突；还有更为个人化和情感化的爱情抉择（周大军）。这些矛盾冲突构成了整部话剧不断前进的动力，让情节推进变得紧凑激烈、高潮迭起。与此同时，剧中各个人物的性格形象也在冲突剧烈的矛盾中不断变得清晰且内涵丰富。
剧中人物虽然并不多，但却有鲜明的层次感和历史感。从年龄上来看，他们是两代军人的代表，以罗天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军人，他们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也更加深切感受到国家发展对军工技术的迫切需求。有关“辫子雷”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和痛点。这个历史场景不仅给话剧的主要线索（“红箭98”研发）提供了充足的推进动力，也给话剧增添了浓重的历史感，拉长了话剧的时间纵深和意义长度，使当下与历史相勾连，两代人革命精神相贯通。而以周大军为代表的新一代军人虽然没有经历革命战争，却传承了老一代军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他们以极大的牺牲精神奉献于军工技术的研发。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生死存亡的考验也同样艰险，静静矗立在半山腰的军工墓园是最醒目的战斗符号，也是军工人不怕牺牲、勇于战斗的历史见证。两代军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坚固的国防长城，这是生生不息的军人精神，也是具有历史传承的革命精神。
话剧的主要着力点虽然在于塑造伟大的军工英雄，传递崇高的军工精神，但作者笔下的人物并不是简单的符号化身，他们有情有义，血肉丰满。他们有面对生死时的决绝和无畏，也有面对情与爱时的纠结和遗憾。阿莹既写出了他们英雄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平凡的一面。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主要人物周大军身上。在他身上，几乎凝聚了一个军工人常见的所有矛盾和纠结，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比如挚爱的妻子在实射试验中不幸牺牲，事业与爱人在他身上既统一又对立。再比如个人家庭生活与军工事业的不能两全，比如面对爱情时的左右为难，这是一个矛盾汇聚的人物，是一个有着灵与肉的内在冲突的人物，他既是崇高精神的承载者也是生活化的普通个体，他有英雄气也有烟火气。这样的人物拉近了与读者和观众的距离，也增添了剧本的真实性和可感度，轻易地就将读者带入了故事之中，随人物同喜同悲，与故事同起同落。
在话剧中，对于刘娟这一“死亡视角”的设置也颇具新意。虽然只是在一些特定场景下间断性地出场，这一“俯视”和“远观”的视角却有着巨大的叙事功能，非常轻巧地拉开了叙事的空间。它不仅展现了周大军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也为揭示军工人的内在精神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军工人的情感，军工人的信仰，都通过这个“死亡视角”进行了充分展现，从而避免了剧中人自我阐释式的直白。如果说剧中刘娟之外的其他人是军工精神和军工故事的实践者和展现者，那么刘娟所完成的则是对军工精神的提炼和表达，刘娟同剧中人物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共同完成了对于军工故事的整体性讲述。
总体来看，阿莹的这部话剧是一部优秀的塑造新人物、传递正能量的现实主义话剧。他通过多种艺术手法，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生命灵动的军工人形象，将这个群体所蕴含的崇高精神与鲜活生命立体而完整地表现了出来，是一部讲述军工故事、传承军工精神的佳作。阿莹通过这部话剧所表现的这种稀缺而可贵的军工精神，在今天这个时代无疑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警示意义。和平语境下，军人从前线退至后方，从战场退回营地，但军人精神不能“后退”，它所倡导的奉献与牺牲等崇高精神，仍然是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是需要大力弘扬并传承的重要精神资源。
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大门，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等多种文体由此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发展成就。回望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话剧无疑是与社会变革历程结合较为紧密，同时产生了巨大推动力和社会效应的重要文体之一。从民国新剧、左翼戏剧、抗战戏剧、“十七年”戏剧到新时期戏剧，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历史剧变的关键时间节点，话剧都曾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并提供了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巨大能量。在当今时代，话剧依然拥有迷人的魅力，话剧呈多元化发展的繁荣局面，小剧场话剧、实验话剧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但应该指出的是，在话剧舞台上，反映工业题材特别是军工题材的优秀作品还比较少见。阿莹的话剧可以说正弥补了这块短板。他的新作《秦岭深处》继承了话剧与时代、与军事题材故事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以和平时代军工人排除万难取得导弹试验成功为主要线索，完成了话剧与军事题材故事的成功联姻，颂扬并传承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军工精神和革命精神，具有强烈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秦岭深处》讲述了一群生活工作在秦岭大山深处，为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默默奉献的军工人的故事。话剧的主要线索围绕研发具有重大国防战略意义的“红箭98”导弹展开。在革命战争年代，落后就要挨打，这里的落后不仅指经济的落后，更指军事的落后。在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军事技术上的落后曾给我们带来惨痛的教训，因此，发展军工技术，提升国防水平就成为和平时期一件刻不容缓且极具战略意义的大事。在这部话剧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军工人，在大山深处，战天斗地，与时间赛跑，与命运搏斗，为了试验成功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感人故事。
剧本采用了戏剧中常见的连环式矛盾结构，设置了多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矛盾，既通过矛盾冲突推动故事前进，也通过矛盾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剧中比较典型的矛盾有宏观层面的，比如国家发展对“红箭98”导弹试验成功的迫切需求和试验面临的重重困难之间的矛盾；也有个体层面的，比如军工人对工作事业的追求与个人家庭生活的冲突；还有更为个人化和情感化的爱情抉择（周大军）。这些矛盾冲突构成了整部话剧不断前进的动力，让情节推进变得紧凑激烈、高潮迭起。与此同时，剧中各个人物的性格形象也在冲突剧烈的矛盾中不断变得清晰且内涵丰富。
剧中人物虽然并不多，但却有鲜明的层次感和历史感。从年龄上来看，他们是两代军人的代表，以罗天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军人，他们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洗礼，也更加深切感受到国家发展对军工技术的迫切需求。有关“辫子雷”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和痛点。这个历史场景不仅给话剧的主要线索（“红箭98”研发）提供了充足的推进动力，也给话剧增添了浓重的历史感，拉长了话剧的时间纵深和意义长度，使当下与历史相勾连，两代人革命精神相贯通。而以周大军为代表的新一代军人虽然没有经历革命战争，却传承了老一代军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他们以极大的牺牲精神奉献于军工技术的研发。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生死存亡的考验也同样艰险，静静矗立在半山腰的军工墓园是最醒目的战斗符号，也是军工人不怕牺牲、勇于战斗的历史见证。两代军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坚固的国防长城，这是生生不息的军人精神，也是具有历史传承的革命精神。
话剧的主要着力点虽然在于塑造伟大的军工英雄，传递崇高的军工精神，但作者笔下的人物并不是简单的符号化身，他们有情有义，血肉丰满。他们有面对生死时的决绝和无畏，也有面对情与爱时的纠结和遗憾。阿莹既写出了他们英雄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平凡的一面。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主要人物周大军身上。在他身上，几乎凝聚了一个军工人常见的所有矛盾和纠结，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比如挚爱的妻子在实射试验中不幸牺牲，事业与爱人在他身上既统一又对立。再比如个人家庭生活与军工事业的不能两全，比如面对爱情时的左右为难，这是一个矛盾汇聚的人物，是一个有着灵与肉的内在冲突的人物，他既是崇高精神的承载者也是生活化的普通个体，他有英雄气也有烟火气。这样的人物拉近了与读者和观众的距离，也增添了剧本的真实性和可感度，轻易地就将读者带入了故事之中，随人物同喜同悲，与故事同起同落。
在话剧中，对于刘娟这一“死亡视角”的设置也颇具新意。虽然只是在一些特定场景下间断性地出场，这一“俯视”和“远观”的视角却有着巨大的叙事功能，非常轻巧地拉开了叙事的空间。它不仅展现了周大军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也为揭示军工人的内在精神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军工人的情感，军工人的信仰，都通过这个“死亡视角”进行了充分展现，从而避免了剧中人自我阐释式的直白。如果说剧中刘娟之外的其他人是军工精神和军工故事的实践者和展现者，那么刘娟所完成的则是对军工精神的提炼和表达，刘娟同剧中人物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共同完成了对于军工故事的整体性讲述。
总体来看，阿莹的这部话剧是一部优秀的塑造新人物、传递正能量的现实主义话剧。他通过多种艺术手法，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生命灵动的军工人形象，将这个群体所蕴含的崇高精神与鲜活生命立体而完整地表现了出来，是一部讲述军工故事、传承军工精神的佳作。阿莹通过这部话剧所表现的这种稀缺而可贵的军工精神，在今天这个时代无疑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警示意义。和平语境下，军人从前线退至后方，从战场退回营地，但军人精神不能“后退”，它所倡导的奉献与牺牲等崇高精神，仍然是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是需要大力弘扬并传承的重要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