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人》作者冷梦　　魏韬/摄
　　2019年7月4日，《西迁人》首发式现场　　魏韬/摄
　　1959年，西安人民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游行中，“西安交通大学”校名首次公开亮相（资料照片）
　　1959年，陈大燮指导青年教师备课（资料照片）
　　  所有的记忆在交流的时候都复活了
　　“在这个二十年都不曾有过的‘极寒’天气里，我却感受到了这么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极热’——热到人的血液像燃烧了一样。这是因为我和几十位西迁人，西迁老教授、西迁继承人、西迁学子们，尤其是和西迁老教授们的青春相撞了。”冷梦谈及在西安交大校园里采访的情状，用“相撞”来形容这种特殊的感觉。那些天，她日日夜夜在研究西迁史料，白天在学校采访，晚上回来看资料，每天都在思考，一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而且每一天都有几个学科、几个领域等着她去理解。“太苦了，太难了，整个冬天，我都在拼死拼活地写”。
　　作为一个曾经写过《黄河大移民》这样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家，冷梦在《西迁人》中力求新闻性的真实和文学性的深度融合。“文学性要求你写，为什么这些人要做这件事，你必须写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必须挖掘他们的精神内涵，而且挖掘故事。因为纪实文学必须真实，所以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有史料佐证，这是我在这一方面的严谨性，尤其这本书不单故事要讲得精彩，同时史料还要绝对准确，没有东西可佐证的我绝对不写进去。”
　　《西迁人》的写作并非一蹴而就，光是采访就花了近两个月时间，其间采访了三十多位教授。老教授们大都是耄耋之年，有的年事已高，往事如烟已再难寻觅。郑守淇老教授是当时中国研制第一代计算机的元老级人物，彼时担任“计算机外部设备组”组长。他懂四国语言，可是采访的时候，老教授已经没有记忆了，只是慈祥地笑着，回忆不起来当年的情景了。好在他的夫人盛剑霓记忆力还好，在旁边帮着回忆。后来加上他的学生的回忆，这个讲一些，那个讲一些，才最终拼完整了一个西迁教授的人生过往。
　　而直至着手采访，冷梦才发觉，对于一个学文科的人而言，要写一部理工科大学的报告文学，无异于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面对庞杂得让人眩晕的工科学科，好在她有数理化方面基础，让她在采访中驾轻就熟。采访徐传骧老教授时，他已经口齿不清了，但讲起自己的专业，他可以连讲三四个钟头。徐传骧是西安交大的第一批研究生，是陈学俊院士的开门弟子。工科极为复杂，光学科就可以分为上百个。在短时间内，弄清楚一个学科的师承关系而且知道这个学科的大概线索，是一项艰难的考验。“我当时都列了个表，谁是谁的弟子，谁是谁老师。比如热力学是一个专业，锅炉学又是一个专业，热力学研究什么，锅炉学研究什么，锅炉学最后其实是和发电有关，热力学又成了研究一些热力理论的前沿学科，老教授们耐心地讲三四个小时，他们觉得必须给我讲清楚，他的学科是什么，他是干什么的，他们来西安干啥来了———不是简单地来教书的，他们是来建设大西北的。”
　　这种往返之间的交流直抵人心，触动了老教授们的感情，他们所有的记忆就这样在交谈访问中都复活了，活生生地出来了。
　  文化和精神是永恒的，我们想留给人间的就是这些东西
　　一个生命中永远不能忘怀的、刻在灵魂中的冬天，冷梦把自己也融进了这个冰与火、冷与热的冬天里。白天奔波，晚上看资料，冷梦直言写作《西迁人》时大脑高度兴奋，但是她苦苦寻找的灵感瞬间，却一直杳无踪迹，直到在采访陈瀚老教授时，因为一个意外的瞬间灵感顷刻喷涌而出。
　　“这天，我们又敲开了其中一位西迁老教授陈瀚的家门。天上飘着雪花，很冷。进到楼里，上到楼上，抖掉身上的雪，敲门，门开了。完全没有想到，老教授问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你们还想问什么？’那些日子，“西迁精神”成为了一个热词，全国的许多媒体都聚焦到这里采访，可能老教授有些不堪其扰。但这顶面一问却一下激发了冷梦的灵感，她不愿仅仅述说西迁老教授们怎么来西安的，环境多么艰苦，她要挖掘出他们的精神史———“我所想写的，就是一部精神史。西迁精神，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爱国报国的精神。”
　　那天，在陈瀚老教授家里，数九寒天——西安历史上二十多年里最冷的一年，那天正好锅炉坏了，家里没有暖气，人呆在里面瑟瑟发抖，陈瀚老教授却没有一点怨言，谈起往事时，依然激动不已。“中国绵延上千年，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家国情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传承。文字的东西是有形的，如果变成精神，就永恒了。文化和精神是永恒的，我们想留给人间的就是这些东西。”
　　西迁精神背后有很多牺牲，这才是最感人的。俞茂宏老教授用了一生研究的成果填补了整个中国材料学的一个空白，他的材料学研究成果非常厉害，可是他出不起书。他把之前出书的稿酬都捐给学校了，然后他再出第二本的时候，出版社向他要钱。
　　水闸就这样“哗”地一下打开了，冷梦记得自己当时脱口而出：“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要为西迁精神，留一部精神史，为交通大学留一部精神史，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一部精神史。”
　　“这种精神其实很简单，就是爱国，报国。先爱国，再报国，而且必须有本事你才能报国。家国情怀，爱国报国，起初这本书的副标题写的就是家国情怀，因为他们把国家的兴亡作为自己的责任，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这种家国情怀。”
　  没有写进书里的细节，是他们的青春故事
　　《西迁人》中，囿于篇幅和主题所限，很多故事和细节并没有能够写进书里。西迁教授的夫人们以及家属，他们的贡献，或者说他们的牺牲，也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忽视了的。而这些带着时光温度的往事，却恰恰是西迁老教授们青春与爱情的见证。
　　“那天，我们在交大的路上走着，刚刚采访完陈听宽老教授。记得那天采访，中途他的夫人吴榴官过来好几次，打断了我们的采访。在路上遇见吴榴官时，她才告知我们真相——陈听宽老教授得了癌症，那天打断谈话是因为他身体不行了，不能多说话。”细问之下，吴榴官站在路边，顺便讲起了她与丈夫陈听宽的西迁往事和爱情故事，边说边抹眼泪。吴榴官当年在南京天文台工作，她是学天文的，因为陈听宽当时是陈学俊老教授开门收的第一个研究生，陈学俊老教授带头要西迁。老师要走，学生也得跟着老师走。陈听宽与吴榴官当时都非常年轻，两人青梅竹马，爱人要跟着老师走的话，那他们要在上海建家的愿望就破灭了。爱人的一句“我老师都走了，我就得跟着我老师啊”让她思索再三，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尽管她当时是南京天文台重点培养的大学生，中国第一批搞农业天气预报的创始人，为了感情，她做出了牺牲，她不能不来。“说到这一段经历时，她站在那儿，眼泪一直在流。说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为了西迁舍弃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老知识分子对于爱情的那种忠贞不渝，林毓绮老教授的往事本来在书里也应该写的，限于篇幅没有写进去。他是南洋留学回来的海外学者，他的夫人当时是陈大燮副校长的助理，他们当时都是西迁的青年人。“那天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谈自己谈得很少，他拿出了早早准备好的一堆照片，当年他夫人的很多照片，让我们看他夫人年轻时候的样子：照片上的女青年穿着干净整洁，梳着一对麻花辫。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听见屋里有嘶吼声。快采访完的时候，一个保姆推着轮椅出来了——上面坐的就是他的夫人，晚年得病瘫痪在轮椅上。可是，她的丈夫回忆起他们的往事，给我们一直在讲他们青年的时候，他们当时谈恋爱，怎么一块儿到西安，在西安的那种快乐的时光。我看到了一份几十年不变的爱情，这些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们，他们白首偕老，相濡以沫，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对爱情的理解。”
　　老教授们为什么有家国情怀，其实他们作为个人，也都是为国家，为爱情，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这些没有机会写进书里的故事，这些感人至深的细节，真正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冷梦庆幸于自己捕捉到了那种带有感情温度的东西，这些西迁教授们的精神状态，他们那种爱情故事折射出的是什么呢？她自问自答：“是他们的精神。”写完之后，她依然对这些故事念念不忘。“这才是人的精神内涵的东西，是那种能够打动普通读者的东西，这种带有温度的感情，能够真正阐释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这个时代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情，但是他们最值得铭记。西迁老教授，他们讲起这段历史，说起自己的西迁往事，大部分都是青春的美好，这些是他们的青春，是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时光总不由得倒回六十多年前，汽笛声响起，耳畔传来沉浸在灵魂中的那首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
　　永远挺立在山顶
　　……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