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纪实文学《西迁人》首发式上，作者冷梦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她眼中的交大西迁和西迁人精神：“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它的最优秀儿女们也是最先上战场的人，最先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这些人，往往是热血青年和优秀知识分子。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是这样，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交大西迁也是这样。”西迁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深深触动她，她愿意去倾听，去挖掘，去书写这段埋藏在老教授们记忆和故纸堆中的历史，“要为西迁留一部精神史，为交大留一部精神史，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一部精神史”，这是她想在《西迁人》中呈现出来的东西。
 　 西迁，学校搬迁背后的国家经济布局
　　2018年的冬天，极冷。刚刚过完春节不久，冷梦接到了写作《西迁人》的任务。“我当时就感觉到这对陕西来说是一个重大题材，而且肯定是陕西作家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题材。西安交大的第一批老教授们写信给习总书记，然后获得了批示并将它上升为一种精神高度，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立马停下手头正在写的一本书，她开始奔走于西安交大的校园里，采访老教授、收集资料、阅读校刊报纸。令她吃惊的是，西安交大将50年代以来的西迁资料竟保存得格外完备，冷梦两手一高一低地比划着：“足足有一人高的档案资料。他们一直认为西迁就是代表着一种精神，所以一直有资料存档，包括老教授的回忆或者是学生对老师的回忆等都保存得很完善。”她还专门找到西迁当年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了解到当时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和历史概况。这些都是她竭力想追寻的“历史感”——当年发生这件事情，那时的情景是什么？当事人的反应又是怎样的？
　　在不了解西迁历史背景的人眼里，交大西迁只不过是一次简单的学校搬迁。但冷梦对于西迁的理解，有着天然的优势，比别人要深刻很多。年轻时候参加工作，她所在的那个厂子也是从上海西迁来的，厂子叫西安教学仪器厂，其实原来的名字叫上海教学仪器厂。她的师傅都是上海人，这些生活的积累沉淀使她比别人对“西迁”的理解要厚重一些。
　　事实上，交大西迁不仅仅是一个学校的简单搬迁，而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关乎到整个中国的经济布局。冷梦在搜集的相关资料里，以一组对比鲜明的数字予以说明：“西安这座古城，从唐朝以后落魄了一千多年。明清两个朝代一共500多年，其间出了500多位状元，而陕西只占了3个。也就是说，全部的状元，百分之七八十在南方，所以文化最后就整个转移到南方了。洋务运动的变革引进的东西也全部在沿海地区，这个时候100年里集中发展全在沿海，整个一个国家等于半边身子是瘫痪的。”而交大存在的意义，似乎正是寄托着国人的强国之梦。最早盛宣怀建立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也是出于这样的初衷。国家危亡，这个学校诞生。彼时，国家就要亡国灭种了，就要用工业强国——交大的诞生就是出于一种使命，一群知识分子想改变国家命运。
　　为了真切地了解西迁的那段岁月，冷梦为此专门去了一趟上海交大。那次上海之行，她刚好遇到了上海交大出版彭康的回忆录——彭康是上海交大与西安交大两个学校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任校长。同彭康的儿子、孙子长谈之后，她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感悟。当时在国内，交大是教授最多的学校，交通大学的名气在上海乃至整个南方，闻名遐迩。学生们戴着交大校徽走在路上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在南方人的心里交大就是最好的学校。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新的学科如国防工业、计算机、无线电、原子能等专业全部交给交大。“一个大学一旦在某个地域成长起来的时候，就仿佛一棵参天大树根扎进土里去，尤其像交大这种工科大学需要经常实践，常年和周边的工厂都有联系，在几十年的建校过程中间，学校跟这块土地已经建立了一种血肉联系，尤其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工业发源地。交大和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可谓是水乳交融。当时的江南才子们，几乎都是江南士族家族的后代，他们有读书的传统，进到这个大学以后，他们根基整个在上海，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已经六十多年了，像棵树一样根深叶茂，它离不开了。”
　　而要把这样一个学校从上海迁到西部，以此来改变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这就是西迁的伟大意义。 （下转至A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