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9年07月08日
做一个优秀的历史阐释者
很多年以后，林子桐和焦海波坐在西安易俗社空荡荡的戏台子上，边喝茶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闲话的时候，两个人会偶尔地想起辛亥年攻占满城后四个人同时人仰马翻的情景，想起那两个身手矫健的弟弟。为什么一个国家存亡时刻，最先赴死的总是它最优秀的儿女呢？景孝天、林子健、傅志远、陈嗣祖，他们哪一个如果活着，不都能活成一个山一般的人物？他们，个个不都是世之先觉、国之少年、国之青年呐，可他们全都英年早逝了啊！
国难当头时，一个国家，只有她最优秀的儿女才最早看到国家的危险和危机。最先忧患者，也是最先赴死者。
——这是我刚刚完成的一部小说《易俗风云》中的一段描写。小说中的林子桐、林子健、焦海波、景孝天等等都有人物原型。他们是近代陕西革命先驱李桐轩、胡景翼、井勿幕等。今天之所以想到这段文字，是因为这段文字中的这句话：“最先忧患者，也是最先赴死者。”把这句话改造一下便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它的最优秀儿女们也是最先上战场的人，最先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这些人，往往是热血青年和优秀知识分子。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是这样，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交大西迁也是这样。
这里边就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它们是什么呢？
我想，是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与情怀。
2018年春节前的大半个冬天，我都奔走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校园中。很冷。前后下了几场大雪。冰天雪地。在银装素裹的校园里，在寒风凛冽以至于冷到刺骨的校园里，我穿上了这些年都不曾武装过的冬天的装备：一双长统靴和最厚的羽绒长大衣，可还是感到冷。中央气象台说，西安这是遇上了二十年不曾有过的“极寒”天气。然而，也就是在这个二十年都不曾有过的“极寒”天气里，我却感受到了这么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极热”———热到人的血液像燃烧了一样。这是因为我和几十位西迁人，西迁老教授、西迁继承人、西迁学子们，尤其是和西迁老教授们的青春相撞了！当我后来坐在书桌前，整理这厚达几百页的采访手稿时，我才突然发现，我的几十位采访对象中，绝大多数是耄耋老人。其中，有几位九十岁老人，或接近九十岁的老人——
屠善洁老教授，1927年生，九十一岁。
郑守淇老教授，1927年生，九十一岁。
史维祥老教授，1928年生，九十岁。
盛剑倪老教授，1929年生，八十九岁。
陈瀚老教授，1930年生，八十八岁。
吴百诗老教授，1930年生，八十八岁。
林毓绮老教授，1931年生，八十七岁。
唐立森老教授，1931年生，八十七岁。
……
比较“年轻”的，1934年、1935年出生的胡奈赛老教授、朱继洲老教授、马知恩老教授、潘季老教授、陈听宽老教授、王桂芹老教授、丘大谋老教授、俞茂宏老教授、徐传骧老教授、张志清老教授、吴榴官老教授……居然也都八十三、八十四岁了！还有1936年出生的鲍加元老教授、1937年出生的金志浩老教授今年也八十一、八十二岁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就是两千多岁，人类的二十多个世纪啊！可是，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讲述青年时期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故事，那些共和国初年、他们年轻时候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踩着青春鼓点行进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故事，说心里话，我陶醉了。
我有了一个最陶醉的冬天。
一个最幸福的冬天。
一个最温暖的冬天。
一个最温情的冬天。
一个生命中永远不能忘怀的、刻在灵魂中的冬天。
我发现，人活在物欲里实在太可怕，人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实在太可怕。而人，只有活在一种精神追求中，活在一种为国家和民族的强大而奋起和奋斗的精神追求中，才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他们，实在是太年轻了！
——这些西迁的老教授们！
在采访中，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唱起了他们灵魂中的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共青团之歌》。甚至，满口里“没有了一颗自己牙齿”的陈瀚老教授为我们深情地唱起了苏联歌曲《你是灯塔》……
这天，我们又敲开了其中一位西迁老教授的家门。天上飘着雪花，很冷。进到楼里，上到楼上，抖掉身上的雪，敲门，门开了。完全没有想到，老教授问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你们还想问什么？”这几乎就是逐客令了。我愣了。
发生这种情景的原因大家能够理解，在那些日子，“西迁精神”成为了一个热词，全国的许多媒体都聚焦到了这里。可能老教授有些不堪其扰。但这顶面一问对我而言却一下激发了我的灵感。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平静不下来。每天我都工作到了凌晨一两点。在这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知道我是被他们打动和感动了。可是，被什么打动和感动了？我似乎还从来没有想明白过——当老教授这顶头一问，我突然愣住的那一瞬间，也突然明白了。
我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平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作为一个作家，我想不到，有一天，我要为西迁留一部精神史，为交大留一部精神史，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一部精神史。是的，金教授，我所想写的，就是一部精神史。”
我脱口而出的这段话，就是我现在写作这部作品的初衷。
是的，在那一瞬间，扑进我脑海中的有我们陕西孕育出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伟岸形象，他的《报任安书》中所表达出的个人忍辱负重而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情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诞生在陕西这片土地上的关学大师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是的，穿越千年历史时空，从司马迁、范仲淹、张载到西迁老教授们，我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绵绵不绝的一种精神诉求和精神传递：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河，这就是爱国报国和奋斗担当，一种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家国情怀……
它，其实就是一部“精神史”。
一个国家民族最可贵的东西不是物质上多么富有，最可贵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富有。一个国家民族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乃是精神上的伟大。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复兴在于人的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民族精神的伟大复兴。
因此，一个好的作家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优秀阐释者。
一个好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阐释者。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优秀作家的社会责任所在。
我不知道《西迁人》这部书做到了没有，但我想，我在努力做到这点。
国难当头时，一个国家，只有她最优秀的儿女才最早看到国家的危险和危机。最先忧患者，也是最先赴死者。
——这是我刚刚完成的一部小说《易俗风云》中的一段描写。小说中的林子桐、林子健、焦海波、景孝天等等都有人物原型。他们是近代陕西革命先驱李桐轩、胡景翼、井勿幕等。今天之所以想到这段文字，是因为这段文字中的这句话：“最先忧患者，也是最先赴死者。”把这句话改造一下便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它的最优秀儿女们也是最先上战场的人，最先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这些人，往往是热血青年和优秀知识分子。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是这样，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交大西迁也是这样。
这里边就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它们是什么呢？
我想，是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与情怀。
2018年春节前的大半个冬天，我都奔走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校园中。很冷。前后下了几场大雪。冰天雪地。在银装素裹的校园里，在寒风凛冽以至于冷到刺骨的校园里，我穿上了这些年都不曾武装过的冬天的装备：一双长统靴和最厚的羽绒长大衣，可还是感到冷。中央气象台说，西安这是遇上了二十年不曾有过的“极寒”天气。然而，也就是在这个二十年都不曾有过的“极寒”天气里，我却感受到了这么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极热”———热到人的血液像燃烧了一样。这是因为我和几十位西迁人，西迁老教授、西迁继承人、西迁学子们，尤其是和西迁老教授们的青春相撞了！当我后来坐在书桌前，整理这厚达几百页的采访手稿时，我才突然发现，我的几十位采访对象中，绝大多数是耄耋老人。其中，有几位九十岁老人，或接近九十岁的老人——
屠善洁老教授，1927年生，九十一岁。
郑守淇老教授，1927年生，九十一岁。
史维祥老教授，1928年生，九十岁。
盛剑倪老教授，1929年生，八十九岁。
陈瀚老教授，1930年生，八十八岁。
吴百诗老教授，1930年生，八十八岁。
林毓绮老教授，1931年生，八十七岁。
唐立森老教授，1931年生，八十七岁。
……
比较“年轻”的，1934年、1935年出生的胡奈赛老教授、朱继洲老教授、马知恩老教授、潘季老教授、陈听宽老教授、王桂芹老教授、丘大谋老教授、俞茂宏老教授、徐传骧老教授、张志清老教授、吴榴官老教授……居然也都八十三、八十四岁了！还有1936年出生的鲍加元老教授、1937年出生的金志浩老教授今年也八十一、八十二岁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就是两千多岁，人类的二十多个世纪啊！可是，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讲述青年时期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故事，那些共和国初年、他们年轻时候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踩着青春鼓点行进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故事，说心里话，我陶醉了。
我有了一个最陶醉的冬天。
一个最幸福的冬天。
一个最温暖的冬天。
一个最温情的冬天。
一个生命中永远不能忘怀的、刻在灵魂中的冬天。
我发现，人活在物欲里实在太可怕，人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实在太可怕。而人，只有活在一种精神追求中，活在一种为国家和民族的强大而奋起和奋斗的精神追求中，才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他们，实在是太年轻了！
——这些西迁的老教授们！
在采访中，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唱起了他们灵魂中的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共青团之歌》。甚至，满口里“没有了一颗自己牙齿”的陈瀚老教授为我们深情地唱起了苏联歌曲《你是灯塔》……
这天，我们又敲开了其中一位西迁老教授的家门。天上飘着雪花，很冷。进到楼里，上到楼上，抖掉身上的雪，敲门，门开了。完全没有想到，老教授问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你们还想问什么？”这几乎就是逐客令了。我愣了。
发生这种情景的原因大家能够理解，在那些日子，“西迁精神”成为了一个热词，全国的许多媒体都聚焦到了这里。可能老教授有些不堪其扰。但这顶面一问对我而言却一下激发了我的灵感。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平静不下来。每天我都工作到了凌晨一两点。在这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知道我是被他们打动和感动了。可是，被什么打动和感动了？我似乎还从来没有想明白过——当老教授这顶头一问，我突然愣住的那一瞬间，也突然明白了。
我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平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作为一个作家，我想不到，有一天，我要为西迁留一部精神史，为交大留一部精神史，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一部精神史。是的，金教授，我所想写的，就是一部精神史。”
我脱口而出的这段话，就是我现在写作这部作品的初衷。
是的，在那一瞬间，扑进我脑海中的有我们陕西孕育出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伟岸形象，他的《报任安书》中所表达出的个人忍辱负重而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情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诞生在陕西这片土地上的关学大师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是的，穿越千年历史时空，从司马迁、范仲淹、张载到西迁老教授们，我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绵绵不绝的一种精神诉求和精神传递：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河，这就是爱国报国和奋斗担当，一种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家国情怀……
它，其实就是一部“精神史”。
一个国家民族最可贵的东西不是物质上多么富有，最可贵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富有。一个国家民族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乃是精神上的伟大。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复兴在于人的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民族精神的伟大复兴。
因此，一个好的作家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优秀阐释者。
一个好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阐释者。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优秀作家的社会责任所在。
我不知道《西迁人》这部书做到了没有，但我想，我在努力做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