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造像佛座呈方形，通高65厘米，四面各长73厘米，高34厘米，出土于陕西省户县（现西安市鄠邑区）甘河镇甘河村桥头，现收藏于鄠邑区文物管理所。此佛座为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十月八日造，因其时的造像存世甚少，尤其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灭佛以后，北周造像更是凤毛麟角，此造像恰在周武灭佛后，更显弥足珍贵。随后不长时间便入隋。铭文书体皆是篆楷之体势，杂糅隶意。与《西岳华山灵庙碑》为当时风尚，加之此佛座供养人有“县令”、“都督”等文字，为当时“名门望族”供养参拜，必请当时有名的书家名手所书丹。
　　从北周历史可以看到，北周书风是以“楷篆”为当时风气，崇尚复古。此佛座为皇室贵族所供奉的一尊佛像，其书风古淡挺劲，静逸而稳健，取隶法而成其质，得楷意而求其严，古朴厚重。大唐颜真卿“篆籀”得其姻延。从整个气息看，魏晋南北朝书法面貌，尤北朝书法以楷书为主要结构，散漫不羁，时见篆隶意味于笔端。此佛座似有几分憨厚与拙朴，常于上放逸而下收缩，形成憨厚之形态，如穷、罗、贵、容等字；又时兼篆意笔法于笔下，浑圆质朴，劲挺而无滞，以圆寓方，如胜、众、孙、佛、怀等字。更无唐人过于的“法则”限制，而更有魏晋人自在的余响，法度的不成熟，恰恰别有一番拙、憨的意趣之美，是今人学习书法艺术有资可鉴的源头，更是个体书写语言的基石。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捩。这时候的人最重要的思想，是贵“道”而贱“迹”，将生命中的真，充分暴露于笔端。清代杨守敬评论北朝书法言：“魏碑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
　　此佛座中线刻佛像，别有异趣，形态精彩放逸，意态端方，庄严而飘逸，线条自然随意，谦恭而具姿势，个中人物、图案华丽而辅助，使“楷隶”之书更显绰约奇古，变化生姿。人们处于战乱之际，心灵寄托于佛国，“有为法，了了见过，断除三毒，常在生死，教化众生，莫生悔退，愿法界众生而求如意”，可谓渐安身心于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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