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9年03月11日
史可法《与薛韩城牍稿》流浪记
原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海（李乐龄）家藏有册页一本，正文为行书六页，名《与薛韩城牍稿》，为明代大臣、民族英雄史可法亲笔所书，正文后另有清代文人的题跋数篇。
这本册页历经岁月沧桑，正文纸张已呈土黄色且有许多挖补的痕迹，但并无撕裂破损，文字清晰可辨。其字体苍劲有力，文风雄浑大气。该件文物在李家已留传数代，现为李海儿子李启东所收藏。
史可法为明崇祯朝重臣，27岁中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史可法当时在扬州督师，力图保卫江南。同年七月，豫王多铎率清军攻克明朝众多城池，兵临扬州城下。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回以著名的《复多尔衮书》，表示誓与扬州城共存亡。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清兵用大炮将城堞轰塌，史可法退守旧城。多铎占领新城后，再次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丝毫不为所动。扬州城最后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被捕后从容就义，年仅44岁。
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气节使后人感慨敬仰，即使后来的大清统治者亦不能不有敬畏之心。在清朝统一基业后，朝廷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扬州广储门外梅花岭上建了一座祠堂，名曰“史公祠”。清廷能为一位抗清英雄建祠堂，足见史可法忠贞高尚的品德影响之深远。
据李海所言，这本《与薛韩城牍稿》是由他的祖父李桓于十八世纪末收藏。李桓字叔虎，号黼堂，湖南长沙人，咸丰时期曾任江西布政使并署江西巡抚。李桓的父亲李星沅在道光年间曾任两江总督，与林则徐为好友。
同治二年，李桓因病告退朝政，从此致力于著书立说，并游历名山大川，与清代俞樾等一批著名学者文人成为好友，并著有《国朝耆献类征初稿》等著作。
李桓告退政坛后，曾两次到杭州，现在西湖边西泠印社院内岩壁上有李桓手书的“小盘谷”三个大字，小盘谷即是他的晚年居所，李桓应该是在此期间得到了这本册页。
到民国时期，李海祖上留下的各种诗书文物传到了其父李亦怀手里。其中包括李星沅的手迹和信件，这本史可法的《与薛韩城牍稿》也在其中（薛国观为明朝进士，崇祯年间官至吏部尚书，因其是韩城人，故又被称为薛韩城）。
1932年，李亦怀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奉上级指示，到温州筹建浙江省地方银行温州分行。抗战爆发后，李亦怀曾回到湖南老家，把家中收藏一并带到温州。后来日军逼近温州，李亦怀全家又迁至浙江西部的古城松阳县避难。恐日军会占领县城，李亦怀便将家中所有文物藏品悉数装入几十个大木箱中，在文物上面放满银行的过期账册及银行传票等，如不深翻到箱子下部，底下的文物是不会被发现的。为保险起见，李亦怀又将这几十个大箱子运到松阳乡下，藏在一个熟识的朋友家里，以为万全之计。这些文物在那里平安存放了数年。
然而，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沿途烧杀抢掠，在松阳乡下发现了李亦怀存放在这里的木箱。日军将高高叠起的十几个大木箱从上到下翻遍，李家数代宝贵的诗书及文物藏品等就被洗劫一空。日军撤退后，李亦怀让17岁的儿子李海随一位银行职员去松阳收拾残局。李海到那里一看，无数旧账册如白雪覆地，扯乱撕碎的字画碑帖四处散落，箱中所藏的值钱文物均被日军掠走。
不幸中的万幸，尚有些许文物竟虎口余生，残留在账簿之间。于是李海花了很多时间慢慢整理拣拾，从中找到数件残留的古砚，并从地上捡到几枚散落的清朝邮票。这册史可法的《与薛韩城牍稿》册页也散落在地，其中一张题跋上还留着一个明显的脚印。李海把它们一张张捡起拼对，发现整册正文与跋竟然一页不缺。于是这本册页成了这次浩劫中仅存的几件文物之一，重归李亦怀收藏。
转眼到了“文革”时期，已退休的李亦怀家中再遭厄运，被红卫兵抄家，所藏文物悉数被抄走，此册页亦在其中。到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时，李亦怀已经过世，一些剩余的抄家物品得以退还家中，儿子李海便代表父亲去领取这些物品。在一个破旧仓库尘封的旧物中，李海看到了这本他熟悉的册页，至此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李海感到格外亲切。它似乎被神灵呵护，第二次劫后余生，平安回归家中。
李海回到北京后，便和大学时期的同学、时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区志培先生谈起此事，请他找故宫研究院的书画鉴定权威徐邦达先生为这册《与薛韩城牍稿》做鉴定。徐邦达先生仔细看后，告诉李海《与薛韩城牍稿》确为史可法真迹，并嘱他一定要好好保存。
上世纪90年代时，李海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一日，李海遇到中科院资深院士、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好友王大珩先生，闲聊中谈起此册页。恰好王大珩先生与著名文物鉴定家、书法巨匠启功先生是小学同窗好友，他便建议让启功先生看看此件。于是，王大珩先生和李海便去启功先生府上拜访。
启功先生听李海介绍了此文物的来历后，便取出放大镜，一边仔细察看每一页，一边赞叹。启功先生仔细鉴定后，当场即表示此件为史可法罕见真迹。他说，此应为史可法与明崇祯吏部尚书薛国观的一份书信稿，写的是对明朝时政的看法，但其装裱应是清代所为。由于历史原因，在这里面有些内容和说法在清朝时是忌讳的，因此有的字已被挖去或替换修补，以至于无法连贯解读其内容。
启功先生要他们速送荣宝斋重新装裱，以免损毁加剧，并当场取纸笔给荣宝斋高经理写了一封信，指定由荣宝斋师傅用“蓑衣裱”，将该件全部重新仔细装裱。离开启老家时，先生还嘱咐二人待装裱完毕之后，再将册页送至他处，还要再看一次。数日后，李海拿着启老的信去了荣宝斋找到高经理，经装裱后，果然更加雍容华贵，史可法行书的苍浑雄厚，得以尽显。李海按嘱将册页再送至启功先生处，交由先生做进一步研究。
启功先生留读后，亲手题写数百字的长跋一通，曰：“右季史忠正公可法与薛韩城牍稿一通，装为方策六叶，后有沈氏云、张氏熊跋尾二开，盖长沙李文恭公星沅奕世传宝之剧迹也……西元一九九四年孟冬启功敬识时年八十又二。”
一个月后，启功先生将此件交还给李海，并嘱咐妥善保存。
由于史可法当年著名的《复多尔衮书》原稿下落不明，在民国前后出现了多种伪造版本流于市面，学术界对于该书的作者亦有所争论。其他民间流传的史可法书法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得见，亦多真伪难辨。因此李家珍藏的这本史可法《与薛韩城牍稿》册页弥足珍贵。
该件文物在李家传藏数代，历尽劫难，其背后记载的则是时代的变迁及国仇家恨，今天道来仍令人感叹不已！
这本册页历经岁月沧桑，正文纸张已呈土黄色且有许多挖补的痕迹，但并无撕裂破损，文字清晰可辨。其字体苍劲有力，文风雄浑大气。该件文物在李家已留传数代，现为李海儿子李启东所收藏。
史可法为明崇祯朝重臣，27岁中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史可法当时在扬州督师，力图保卫江南。同年七月，豫王多铎率清军攻克明朝众多城池，兵临扬州城下。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回以著名的《复多尔衮书》，表示誓与扬州城共存亡。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清兵用大炮将城堞轰塌，史可法退守旧城。多铎占领新城后，再次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丝毫不为所动。扬州城最后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被捕后从容就义，年仅44岁。
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气节使后人感慨敬仰，即使后来的大清统治者亦不能不有敬畏之心。在清朝统一基业后，朝廷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扬州广储门外梅花岭上建了一座祠堂，名曰“史公祠”。清廷能为一位抗清英雄建祠堂，足见史可法忠贞高尚的品德影响之深远。
据李海所言，这本《与薛韩城牍稿》是由他的祖父李桓于十八世纪末收藏。李桓字叔虎，号黼堂，湖南长沙人，咸丰时期曾任江西布政使并署江西巡抚。李桓的父亲李星沅在道光年间曾任两江总督，与林则徐为好友。
同治二年，李桓因病告退朝政，从此致力于著书立说，并游历名山大川，与清代俞樾等一批著名学者文人成为好友，并著有《国朝耆献类征初稿》等著作。
李桓告退政坛后，曾两次到杭州，现在西湖边西泠印社院内岩壁上有李桓手书的“小盘谷”三个大字，小盘谷即是他的晚年居所，李桓应该是在此期间得到了这本册页。
到民国时期，李海祖上留下的各种诗书文物传到了其父李亦怀手里。其中包括李星沅的手迹和信件，这本史可法的《与薛韩城牍稿》也在其中（薛国观为明朝进士，崇祯年间官至吏部尚书，因其是韩城人，故又被称为薛韩城）。
1932年，李亦怀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奉上级指示，到温州筹建浙江省地方银行温州分行。抗战爆发后，李亦怀曾回到湖南老家，把家中收藏一并带到温州。后来日军逼近温州，李亦怀全家又迁至浙江西部的古城松阳县避难。恐日军会占领县城，李亦怀便将家中所有文物藏品悉数装入几十个大木箱中，在文物上面放满银行的过期账册及银行传票等，如不深翻到箱子下部，底下的文物是不会被发现的。为保险起见，李亦怀又将这几十个大箱子运到松阳乡下，藏在一个熟识的朋友家里，以为万全之计。这些文物在那里平安存放了数年。
然而，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沿途烧杀抢掠，在松阳乡下发现了李亦怀存放在这里的木箱。日军将高高叠起的十几个大木箱从上到下翻遍，李家数代宝贵的诗书及文物藏品等就被洗劫一空。日军撤退后，李亦怀让17岁的儿子李海随一位银行职员去松阳收拾残局。李海到那里一看，无数旧账册如白雪覆地，扯乱撕碎的字画碑帖四处散落，箱中所藏的值钱文物均被日军掠走。
不幸中的万幸，尚有些许文物竟虎口余生，残留在账簿之间。于是李海花了很多时间慢慢整理拣拾，从中找到数件残留的古砚，并从地上捡到几枚散落的清朝邮票。这册史可法的《与薛韩城牍稿》册页也散落在地，其中一张题跋上还留着一个明显的脚印。李海把它们一张张捡起拼对，发现整册正文与跋竟然一页不缺。于是这本册页成了这次浩劫中仅存的几件文物之一，重归李亦怀收藏。
转眼到了“文革”时期，已退休的李亦怀家中再遭厄运，被红卫兵抄家，所藏文物悉数被抄走，此册页亦在其中。到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时，李亦怀已经过世，一些剩余的抄家物品得以退还家中，儿子李海便代表父亲去领取这些物品。在一个破旧仓库尘封的旧物中，李海看到了这本他熟悉的册页，至此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李海感到格外亲切。它似乎被神灵呵护，第二次劫后余生，平安回归家中。
李海回到北京后，便和大学时期的同学、时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区志培先生谈起此事，请他找故宫研究院的书画鉴定权威徐邦达先生为这册《与薛韩城牍稿》做鉴定。徐邦达先生仔细看后，告诉李海《与薛韩城牍稿》确为史可法真迹，并嘱他一定要好好保存。
上世纪90年代时，李海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一日，李海遇到中科院资深院士、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好友王大珩先生，闲聊中谈起此册页。恰好王大珩先生与著名文物鉴定家、书法巨匠启功先生是小学同窗好友，他便建议让启功先生看看此件。于是，王大珩先生和李海便去启功先生府上拜访。
启功先生听李海介绍了此文物的来历后，便取出放大镜，一边仔细察看每一页，一边赞叹。启功先生仔细鉴定后，当场即表示此件为史可法罕见真迹。他说，此应为史可法与明崇祯吏部尚书薛国观的一份书信稿，写的是对明朝时政的看法，但其装裱应是清代所为。由于历史原因，在这里面有些内容和说法在清朝时是忌讳的，因此有的字已被挖去或替换修补，以至于无法连贯解读其内容。
启功先生要他们速送荣宝斋重新装裱，以免损毁加剧，并当场取纸笔给荣宝斋高经理写了一封信，指定由荣宝斋师傅用“蓑衣裱”，将该件全部重新仔细装裱。离开启老家时，先生还嘱咐二人待装裱完毕之后，再将册页送至他处，还要再看一次。数日后，李海拿着启老的信去了荣宝斋找到高经理，经装裱后，果然更加雍容华贵，史可法行书的苍浑雄厚，得以尽显。李海按嘱将册页再送至启功先生处，交由先生做进一步研究。
启功先生留读后，亲手题写数百字的长跋一通，曰：“右季史忠正公可法与薛韩城牍稿一通，装为方策六叶，后有沈氏云、张氏熊跋尾二开，盖长沙李文恭公星沅奕世传宝之剧迹也……西元一九九四年孟冬启功敬识时年八十又二。”
一个月后，启功先生将此件交还给李海，并嘱咐妥善保存。
由于史可法当年著名的《复多尔衮书》原稿下落不明，在民国前后出现了多种伪造版本流于市面，学术界对于该书的作者亦有所争论。其他民间流传的史可法书法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得见，亦多真伪难辨。因此李家珍藏的这本史可法《与薛韩城牍稿》册页弥足珍贵。
该件文物在李家传藏数代，历尽劫难，其背后记载的则是时代的变迁及国仇家恨，今天道来仍令人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