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四年级的某天最后一节自习课，老师不在教室，我和邻桌的同学说话，他站起来与我嬉戏打闹，玩的过程中使劲将我推倒在凳子上，只听“咔嚓”一声，凳子一端的两条腿从根部断了，我也被摔得人仰马翻。
　　同学们哈哈大笑，有人跑出去报告老师。我傻愣愣地站在原地，等候着班主任发落。不大一会儿，老师来到教室，看到断了腿的凳子，问：“谁干的？”同学们全部指向了我。我红着脸低头搓着衣角，老师走到我跟前，扬手就是一记耳光。
　　直到现在，一想起那记耳光，我的左脸仍然隐隐作疼。之后，老师罚我站在教室门外，临走撂下一句话：“明天早上拿五块钱到学校，赔板凳。要是拿不来，就别来上学！”
　　那是1987年的冬天，农闲打短工的父亲出一天苦力才挣2块钱。
　　晚上回到家，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想父亲要是知道了，肯定得报销一个笤帚疙瘩。可是明天要是拿不到五块钱，估计我的右脸又得挨耳光。
　　那时候，老师体罚学生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识字的父母十分敬重老师，偶尔见了面，满脸堆笑，问候老师总要说一句：“我家的娃，要是不好好念书，您尽管收拾！”
　　那天晚上，我胡思乱想了大半夜：五块钱可是一笔“巨款”，那条板凳本来就有问题，何况我是被人推倒的！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还要问家里要钱，明天逃学！
　　凌晨六点钟，天还黑着。我悄悄起来，背上书包，到厨房装了两三个冰冷的馒头，迎着启明星，沿着公路，朝东走去，寒冷也未能阻止我逃学的脚步。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走到了离家十五里外的临平镇街道，正走着，突然发现脚底下有五毛钱，可惜是半截子。好像听谁说过，半截钱拿到银行，可以换成整钱。
　　我来到镇西头的信用社，母亲的堂弟在那里上班。果然，我看见了坐在柜台里面的舅舅，我叫了一声“舅舅”，把钱递了过去。舅舅很吃惊，问我跟谁来的，我谎称跟外祖父来的。舅舅不再怀疑，把一张崭新的五毛钱递给我。
　　中午，我花了一毛钱买了一碗豆面糊糊，把馒头泡在里面，吃得满头冒气。临平街道还有许多好吃的。可我只有五毛钱，我砸吧着嘴，望着黄灿灿的油糕，硬是把口水咽到肚子里。
　　关中的隆冬白天很短，不知不觉到了下午。我突然很想母亲，很想家，很想吃手擀面。想着想着，眼泪淌了下来。母亲肯定也很想我，还有奶奶，她得多着急。不行，我得回去，父亲不是会干一点木工活吗？修板凳不在话下。想到这里，往家的方向，我一路小跑……
　　走到离家二里路的地方，是舅舅家的村子。路过村口，我看见了外婆。她正颤颤巍巍地往公路这边走来。
　　我喊了一声“婆……”眼泪又忍不住流下来。外婆视力不好，但听出我的声音，快走几步将我搂在怀里，哭着说道：“我娃总算回来了，把人能急死！婆带你回家。”跟在外婆后面，我回到家里。母亲因为照顾弟弟，没有出去找我。父亲和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还有打我一耳光的班主任，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我。
　　母亲把我搂在怀里，一边用袖子抹自己的眼泪，一边用油裙给我擦眼泪，哽咽地说了一句：“回来就好。”让我意外的是，母亲没说一句责备的话，还破天荒地给了我八分钱。
　　天快黑的时候，父亲和三位老师回来了。校长屈老师对父亲说，娃回来就好，赶紧给娃弄点饭吃，不要打娃！我偷偷瞅了一眼班主任，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我想，校长肯定知道了我逃学的原因，批评了班主任。
　　送走了老师，父亲果真没有打我，只说了一句话：以后有啥事，先给大说，害怕啥？
　　那次逃学，让我成为了学校的“知名人物”。我低着头，再也不和同学嬉戏打闹，从此腼腆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