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9年01月14日
塬畔上的柿子树
○ 安 黎
如果把写作者比作一株树，那么完全可以这样说：每一株树，无论屹立于道旁，充当被人欣赏的风景，还是挺拔于野坡，被整个世界遗忘，都不影响其各有各的神态，各有各的价值。
道旁的树尽管招人眼目，但极易落满灰尘，甚至不乏于面临夭折或枯萎的危险，而真正的栋梁之材，恰恰来自于鲜为人知的崇山峻岭。
提起李拥军，我总能想起一株柿子树，一株在夏末才被人发现果子挂满枝头的柿子树。柿子树春天开花，花微小，花色也不娇艳，在万花竞娆的季节，根本进入不了猎艳者的视野；夏天结果，可青涩的小绿果被满树的浮叶遮蔽，很难吸引来众目的关注。唯有秋天，众花凋谢或褪色，大地从繁锦趋向素朴，柿子树上的柿子，才从不断掉落的柿叶中突显而出，并愈发地醉红透亮。
李拥军的文学人生，正是起程于生命的夏季，也许将在秋季硕果满枝。
我于耀州中学从教时，李拥军正在读高中，但他所在的年级，我未曾染指课业，因此，尽管我们常以师生相论，但实际上，我对他的有限了解，尚且止步于道听途说。传说他下海经商，收益颇丰；传说他为人厚道，重情重义……然而传说终归是传说，难免失之于粗枝大叶，仿佛潦草的画像，未必就能和真人完全契合。真实的李拥军，究竟如何呢？要解开其谜，详察其态，以我之见，文字则是最为靠谱的通道，亦是最为确凿的说明书。
言为心声，一个人无论怎样掩饰，但其笔下的文字，总能将他的内心予以泄漏。李拥军于人生的中途，转而投身文学的耕耘，且用力到狠猛，用功到极致，不能不令人瞠目而刮目。一个原本经济领域的成功者，却执著于用文学来显示自我的存在，用书写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所显示的，并非是他人性的贪婪，而是精神世界的水草丰茂，鸟语花香。对待文学，李拥军不敷衍，不投机，而是虔诚的，是谦恭的，是勤勉的，是倾注全部心力的——他几乎天天都有作品展现于微信或网站，数量之多，足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
纵观李拥军的作品，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土气”。这种“土气”，散发着田畴中土坷垃的些许特征：素朴，本真，野生野长，不矫不媚。在文学日益技术化的年代，能够不受流弊挟裹地“我行我素”，不从众，不跟风，这种貌似“落伍”的姿态，却歪打正着地使他的文学个性得以确立和强化。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拥有寻觅一己个性的自觉，但个性，却是作家立身立言所必须的构成要件。李拥军的写作，似乎带有李逵抡斧那般的横冲直撞，但恰恰就是这种只顾前行却顾不上东张西望的匆忙，使他避免了文学传染病的袭扰，从而保持了作品土色土质的原始本性。
很多作家的作品，是大家闺秀化妆后失真的面容，是绸缎上镶嵌的晶莹剔透的缀饰物，是温室里精心布置的插花造型，曼妙而煽情，装裱一派锦绣，腹内却贫乏空荡，经不住一场风的狂吹猛刮。相比之下，李拥军的作品更像是长满老茧的手掌，是针脚粗粝沾满泥巴的布鞋，是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上老牛踩踏的蹄印，虽不精致雅致，却很结实，很厚实，很真切，原生原态，无雕无琢，能经得起风雨的荡涤，能耐得住远离喧闹的寂寞。
李拥军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以家乡为书写对象，其内容，可以归纳为几个素材单元：故乡，亲情，过往的经历，飘逝的旧事，消失的物件。他仿佛一个陈年旧事的打捞者，一个拾荒者，在往事的烟云里掏挖不尽，在旧式的时光里流连忘返。他的笔触，紧贴大地，巡游民间，逆流而上，抵达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境，并将其以漫画的形式，一页一页地展示给怀旧者观览。大众在追赶着奔涌的潮流，顾不上回头一瞥，于是就显得既健忘，又心猿意马。昨日历历之在目，今日记忆之依稀；昨日爱之如珠玉，今日弃之若敝屣。李拥军执意于一个劲儿地朝后追溯和搜寻，将目光的重心与书写的重点，聚焦于日益远去的风物，瞄准于被尘埃覆盖的旧人旧事，从而使他的作品，坛坛罐罐那般地颇具民俗博物馆和旧物陈列馆的浓厚意味。
写亲情，写出了刻骨铭心的爱与痛；写土地，写出了羔羊跪乳的一往情深；写庄稼，写出了感恩戴德的炽热情怀；写窑洞，写出了含泪的笑和含笑的泪；写牲畜，写出了对生命的怜惜；写苦难，写出了艰辛中的精神坚韧……尤其是写亲情的诸多篇章，字字泣血，声声含泪，感人肺腑，催人潸然。
当然，李拥军的作品并不完美，他目前只是走在追求完美的半路上。作为生活中的朋友和文学上的同道，我想直言不讳地提醒李拥军：唯有以先贤的经典著作为镜鉴，方能明察自己的得失与长短。中国传统文人在散文写作上，很是讲究“家国情怀”的，这从诸子百家和唐宋八大家的传世之作中，不难看出端倪。李拥军热衷于“家”的抒写，固守于“家”的阵地，当然不是坏事，但却不能就此而自筑藩篱，画地为牢。若想使作品更具宏大的气象，更具社会的属性，还是有必要敞开胸襟，从“小我”中超越而出，以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体察更为繁复的世态，解析更为各异的人性。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但作品却是写给世人甚至后人读的，这就要求写作者不能拘泥并眷恋于自己生活与情感的涟漪与浪花，而是要极目江海，兼顾天下，以教化“天下”为己任，把家和国进行有效地衔接贯通，做到以家的气色映现国的阴晴，以个体的命运来呈现民族的处境——因为忧患天下，体恤苍生，既是文学的天然使命，更是作家基于良知和道义之上的文化操守。
如果把写作者比作一株树，那么完全可以这样说：每一株树，无论屹立于道旁，充当被人欣赏的风景，还是挺拔于野坡，被整个世界遗忘，都不影响其各有各的神态，各有各的价值。
道旁的树尽管招人眼目，但极易落满灰尘，甚至不乏于面临夭折或枯萎的危险，而真正的栋梁之材，恰恰来自于鲜为人知的崇山峻岭。
提起李拥军，我总能想起一株柿子树，一株在夏末才被人发现果子挂满枝头的柿子树。柿子树春天开花，花微小，花色也不娇艳，在万花竞娆的季节，根本进入不了猎艳者的视野；夏天结果，可青涩的小绿果被满树的浮叶遮蔽，很难吸引来众目的关注。唯有秋天，众花凋谢或褪色，大地从繁锦趋向素朴，柿子树上的柿子，才从不断掉落的柿叶中突显而出，并愈发地醉红透亮。
李拥军的文学人生，正是起程于生命的夏季，也许将在秋季硕果满枝。
我于耀州中学从教时，李拥军正在读高中，但他所在的年级，我未曾染指课业，因此，尽管我们常以师生相论，但实际上，我对他的有限了解，尚且止步于道听途说。传说他下海经商，收益颇丰；传说他为人厚道，重情重义……然而传说终归是传说，难免失之于粗枝大叶，仿佛潦草的画像，未必就能和真人完全契合。真实的李拥军，究竟如何呢？要解开其谜，详察其态，以我之见，文字则是最为靠谱的通道，亦是最为确凿的说明书。
言为心声，一个人无论怎样掩饰，但其笔下的文字，总能将他的内心予以泄漏。李拥军于人生的中途，转而投身文学的耕耘，且用力到狠猛，用功到极致，不能不令人瞠目而刮目。一个原本经济领域的成功者，却执著于用文学来显示自我的存在，用书写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所显示的，并非是他人性的贪婪，而是精神世界的水草丰茂，鸟语花香。对待文学，李拥军不敷衍，不投机，而是虔诚的，是谦恭的，是勤勉的，是倾注全部心力的——他几乎天天都有作品展现于微信或网站，数量之多，足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
纵观李拥军的作品，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土气”。这种“土气”，散发着田畴中土坷垃的些许特征：素朴，本真，野生野长，不矫不媚。在文学日益技术化的年代，能够不受流弊挟裹地“我行我素”，不从众，不跟风，这种貌似“落伍”的姿态，却歪打正着地使他的文学个性得以确立和强化。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拥有寻觅一己个性的自觉，但个性，却是作家立身立言所必须的构成要件。李拥军的写作，似乎带有李逵抡斧那般的横冲直撞，但恰恰就是这种只顾前行却顾不上东张西望的匆忙，使他避免了文学传染病的袭扰，从而保持了作品土色土质的原始本性。
很多作家的作品，是大家闺秀化妆后失真的面容，是绸缎上镶嵌的晶莹剔透的缀饰物，是温室里精心布置的插花造型，曼妙而煽情，装裱一派锦绣，腹内却贫乏空荡，经不住一场风的狂吹猛刮。相比之下，李拥军的作品更像是长满老茧的手掌，是针脚粗粝沾满泥巴的布鞋，是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上老牛踩踏的蹄印，虽不精致雅致，却很结实，很厚实，很真切，原生原态，无雕无琢，能经得起风雨的荡涤，能耐得住远离喧闹的寂寞。
李拥军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以家乡为书写对象，其内容，可以归纳为几个素材单元：故乡，亲情，过往的经历，飘逝的旧事，消失的物件。他仿佛一个陈年旧事的打捞者，一个拾荒者，在往事的烟云里掏挖不尽，在旧式的时光里流连忘返。他的笔触，紧贴大地，巡游民间，逆流而上，抵达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境，并将其以漫画的形式，一页一页地展示给怀旧者观览。大众在追赶着奔涌的潮流，顾不上回头一瞥，于是就显得既健忘，又心猿意马。昨日历历之在目，今日记忆之依稀；昨日爱之如珠玉，今日弃之若敝屣。李拥军执意于一个劲儿地朝后追溯和搜寻，将目光的重心与书写的重点，聚焦于日益远去的风物，瞄准于被尘埃覆盖的旧人旧事，从而使他的作品，坛坛罐罐那般地颇具民俗博物馆和旧物陈列馆的浓厚意味。
写亲情，写出了刻骨铭心的爱与痛；写土地，写出了羔羊跪乳的一往情深；写庄稼，写出了感恩戴德的炽热情怀；写窑洞，写出了含泪的笑和含笑的泪；写牲畜，写出了对生命的怜惜；写苦难，写出了艰辛中的精神坚韧……尤其是写亲情的诸多篇章，字字泣血，声声含泪，感人肺腑，催人潸然。
当然，李拥军的作品并不完美，他目前只是走在追求完美的半路上。作为生活中的朋友和文学上的同道，我想直言不讳地提醒李拥军：唯有以先贤的经典著作为镜鉴，方能明察自己的得失与长短。中国传统文人在散文写作上，很是讲究“家国情怀”的，这从诸子百家和唐宋八大家的传世之作中，不难看出端倪。李拥军热衷于“家”的抒写，固守于“家”的阵地，当然不是坏事，但却不能就此而自筑藩篱，画地为牢。若想使作品更具宏大的气象，更具社会的属性，还是有必要敞开胸襟，从“小我”中超越而出，以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体察更为繁复的世态，解析更为各异的人性。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但作品却是写给世人甚至后人读的，这就要求写作者不能拘泥并眷恋于自己生活与情感的涟漪与浪花，而是要极目江海，兼顾天下，以教化“天下”为己任，把家和国进行有效地衔接贯通，做到以家的气色映现国的阴晴，以个体的命运来呈现民族的处境——因为忧患天下，体恤苍生，既是文学的天然使命，更是作家基于良知和道义之上的文化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