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石迦兄惠示董欣宾先生《石鲁与江苏》一文原件，有幸拜读，因作整理。除个别字词、标点符号依上下文意及文法规范做了适当修改外，余则一仍其旧，保持文章原貌。兹就有关背景及学术话题再作一补述。
　　20世纪美术史上，以石鲁、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李梓盛、方济众为代表的陕西画家群体，被称为长安画派；以傅抱石、钱松喦、张文俊、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为代表的江苏画家群体，被称为新金陵画派。这两个画派都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勃兴于60至90年代，影响深远。两个画派之间既有某些相同的主张，比如积极探索中国画表现时代主题的创新意识，强调中国画的民族文化本位，注重写生，注重写意，等等，但是两个画派在艺术理念、艺术风格及艺术追求上不尽相同，其差异与不同也是鲜明的。董先生此文的价值首先是作为亲历者之一陈述了两个重要画派之间的交流互动。
　　1960年3月，江苏省国画院成立，傅抱石任院长。同年9月他组织带领江苏国画写生工作团进行长途旅行写生活动，写生团从南京出发，一路西行北上，途经六省一市，历时三个多月，行程约二万三千里。写生团于9月25月抵达西安。石鲁、赵望云等作为美协西安分会的领导，接待傅抱石一行。写生团先后在西安、黄陵、延安、华山等地考察采风，石鲁等人全程陪同并为之协调车辆、住宿等事宜。10月9日写生团离陕，石鲁为之饯行并送至火车车厢内，难舍难分。这个期间石鲁与傅抱石进行了充分、深刻的交流并积累了真挚的友谊，这也是两个画派第一次正式的艺术交流。
　　1961年10月，“美协西安分会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展出，引起巨大反响。同年12月底，“习作展”巡至南京展出，次年又在上海、杭州等地相继展出。在“习作展”举办之前，江苏写生团的成果1961年1月在南京作了汇报展览，同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山河新颜——江苏国画家写生作品展览”。可以说，“写生展”和“习作展”一前一后，标志着两个画派由各自的学术主张到艺术探索实践的成熟，并正式登上中国美术的历史舞台。石鲁的《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赤岩映碧流》《秦岭山麓》等一批代表作即诞生于这个时期。“习作展”每到一地，即引起轩然大波，引发各种议论，长安画派尤其是石鲁的作品一时成为全国美术界的焦点、热点，可谓万众瞩目，深具轰动效应，被称为“长安画派”的崛起。1962年1月7日中国美协江苏分会主办的“江苏、陕西两地画家座谈会”召开，傅抱石亲自主持，亚明等人悉皆参加。这是长安画派与新金陵画派第二次正式的交流与碰撞。董欣宾即是在此期间结识石鲁的。
　　从董欣宾的记述及其艺术历程来看，他是非常尊敬和崇拜石鲁的。石鲁的学术思想、笔墨理念、表现风格与艺术精神，对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董欣宾创作了十多幅《石鲁像》，具有以画写史为石鲁树碑立传的意味。他的人生轨迹与艺术轨迹，特别是“中国画学科奠基人，继傅抱石之后开创江苏画派新面貌，是具有流派开创性的一代大家”这些定位与评价，带有强烈的石鲁个性与使命的印记。可以说，他是江苏画派阵营里石鲁艺术的追随者与研究者。
　　文中对石鲁个人艺术风格的评价，如谓石鲁“偏笔墨气局的探讨”，“重气”，“大有弹剑燕赵、悲歌大汉的慷慨”，“求浓”，“求厚”，“求雄壮”等，是言中肯綮、入木三分的。这是此文的又一价值。
　　文中讲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风气的语境中，国画从业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水墨画能有较深认识且付诸实践能取得一定独创成就的不易，难之又难。回视石鲁遭受的苦难际遇与其对艺术的真诚与执着，真是难能可贵，香自苦寒。正是因为这些历史浊流中的“明白人”，因为这些对民族文化深具情怀与担当的“有道君子”的坚守与努力，中国文化才得以绵一线之传，“长存不衰”，“不断振兴”。
　　20世纪国祚的动荡飘摇，复杂的文化情境，使得中国画的命运也经历前所未有的质疑、革命、打击、改良、变异，从杂交到转基因，甚或面目全非，足堪忧也。文中所陈述的石鲁、亚明等一辈前贤所面临并探索着去解决的诸如“中国画与时代”、“艺术与政治”、中国画的推陈出新等命题，依然是延续至今并主要影响当代中国画创作的核心问题。由此而启发我们对现代国画命运的缜思，寻找中国画的未来之路，这是此文的又一价值，亦是终生为中国画艺术而付出不懈努力的董欣宾先生的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