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班超传》，我不禁想问：朋友，你是写一部治边安民的教科书吗？
　　我与《班超传》的作者郎春先生，是近四十年的文友加战友了。俩人在部队时工作相近，“臭味相投”，彼此无话不谈，即使后来转业，各奔东西，距离并未影响关系。我知道他是为了文学去的古城西安，结果身陷“一群理工男的包围中”，干的大都是“生活所迫，为了吃饭，并非喜欢的事”。只有到了退休的当口，才“老夫聊发少年狂，重又做起了文学梦”。让我惊讶的是，他这一梦顿开天眼，观的是历史长河，写的是西域英雄，诠释的是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令人开卷热血激荡，掩卷闭目长思。
　　醒掌虎狼兵，醉卧美人膝。三十年呕心沥血，忽一日名垂青史。我看郎春先生的《班超传》，俨然一首爱国主义的优美赞歌。作者抛开了以往“投笔从戎”的简单说教，把班超出使西域、大器晚成的辉煌，巧妙地嵌进了东汉中期波谲云诡的大背景，让个人的遭遇处境和奋斗精神，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小说对两汉时期的国内外政治斗争和大国博弈，表现得雪飘如絮，星月似钩；对那个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描写得如摹如画，纲常历历。至于主人公长期韬光养晦的积累和日后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浮出纸面的是栩栩如生的沉着，伟岸而具体的定格；表现班超得胜之师的虎狼之气，则显得骏马驰骋，群英荟萃。翻过书的扉页，我仿佛就跟随班超出发了，越戈壁，过沙漠，翻高山，趟大河，时而在刀光闪闪的厮杀中亢奋，时而在树影婆娑的葡萄架下盘腿谈笑，上马是威风凛凛的将军，下马是和蔼可亲的长兄，出门是果敢坚毅的牧者，回家是温暖体贴的夫君。
　　马尔克斯说：“我们写小说的人看小说，就要看这小说是怎么构成的！”《班超传》作为一部传记小说，是吸人眼球的，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是发人深省的。作品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已经挣开了传统的桎梏，比如颇受争议的权臣窦宪，比如无甚建树的卫侯李邑。书中两个由班超以西域都护身份主持签署的公约性的协议，乍看顺理成章，想来用心良苦。一个是在全部收复西域后，由西域长史班超主持几十个地方王国共同签署《敦薨浦协议》，旨在确立各地互通有无，互相借鉴，共同发展的道路；另一个是在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结构性矛盾和官民矛盾突出时，由西域都护班超主持签署《延城协议》，将无为而治和民族融合，作为西域发展的基本方针。这两个协议是西域和平发展的两个里程碑，充分体现了班超有思想、有担当、不唯上、不做表面文章的官风，彰显了优秀地方大吏高超的领导能力和娴熟的管制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引领风化。《班超传》的推出，正是在践行这一方针。为了唱好这曲爱国主义的优美赞歌，吸引和影响读者，作者张弛有度，匠心独具，安排了性格各异的人物，设置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节奏明快，画面感极强，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作品中有三次分别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是在疏勒城与全城官民洒泪告别，天地笼罩在失望的哭声中，班超完全是身不由己，目睹官员以死相谏，心在滴血；二是目送身世坎坷的义女月儿出嫁，他理解“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孤女，突然想起远在洛阳的亲生女儿，“在出嫁的时候，不知是一个什么境况”，“眼前已然有些微模糊”；三是已经意识到来日无多的班超东归之前，专程绕道千里，向已经长眠在疏勒的老战友老部下告别，面对几百尊黑黝黝的墓碑，那种难以控制的激动，那种百感交集的惭疚，使他“手抖得厉害，半天也不能将香头对准烛炬”。他多么想永久地陪伴自己的战友，可他负有向最高统治者建言献策的使命。正像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所言，他自忖一个披肝沥胆的将死之人，“他的意见，总是比那些少年浮华之徒的甘言巧辩更能被人听取”。班超有血有肉、铁骨柔肠的大英雄的形象，呼之即出，巍然挺立！
　　感谢《班超传》，感谢杂音充斥的文坛响起的这一曲爱国主义旋律，让人铭记历史，畅想未来！
　  （作者为香港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