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饰演：韩雪莹）
　　国家一级演员，荣获二度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文华表演奖”、二度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奖”。 
　　 
　　短篇小说《项链》是世界名作。莫泊桑用高超的文学语言，呈现了一个“不幸的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在虚荣面前“不住地感到痛苦”，面对一串“假”项链的借与失，不得不用近乎疯狂的借贷和购买来作抵当，最后通过十年艰辛的还债筹措，经历了翻转的生命体验。因此，这部作品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揭示社会现象的讽刺小说。当代作家毕飞宇在《<项链>里的契约精神》一文中，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他用“重写”的方式，试图通过被置换成中国面孔的人物关系，展现出跨文化改造后的故事结构所出现的“漏洞百出，幼稚，勉强，荒唐，诸多细节都无所依据”，以此凸显他在小说里所发现的西方文化背景。
　　新编大型秦腔现代剧《项链》简介
　　韩雪莹与丈夫王亚先是一对平凡的公司小职员。一日，大学时曾追求韩雪莹遭拒的富二代同学发来请柬，特邀韩雪莹参加婚宴。被激起自尊的王亚先主张韩雪莹前去，韩雪莹好友傅丽丽还大方地借给了项链。不料，赴宴归来的韩雪莹项链丢失，又得知项链本是傅丽丽的定情之物，价值数十万……
　　本剧从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中汲取灵感，以当代中国社会为真实背景，通过韩雪莹借项链、丢项链、还项链，以及她与丈夫王亚先、傅丽丽和黄柏钧、韩二龙与贾三妮之间的纠葛，反映了当代中国普通白领、底层民众、上层富豪等各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
　  剧作家突破 小说向戏曲转化时彻底民族化
　　文学的多义性当然可以有更多的解读，但其深刻性必然与文学创作者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项链》在世界民族文化的审视中能够展示契约精神，这是毕飞宇的发现；但是《项链》的“重写”如何符合毕飞宇所强调的“真正的文学”的精神，这却在剧作家徐新华笔下实现了。
　　徐新华在继成功创作淮剧《小镇》以来，便呈现出了与其他剧作家截然不同的戏曲创作思想，即在世界文学经典中寻找探索人性的题材，用人类共通的理性思考，来实现题材的中国化提炼。这不仅仅需要人物具有中国面孔，更需要形象具有中国思维、中国气质和中国情感。徐新华戮力而做的突破，是在小说原著的叙事结构中，发现足以支撑戏曲结构的叙事内容；在小说原著的戏剧性中，增加符合戏曲艺术规律的戏剧性。
　　小说在塑造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时，依靠着情节的巨大翻转来展现人生际遇，其使用的白描手法针对的主要是对话和场面叙述，几乎很少触及人物内心世界。特别是小说在主人公通过借贷方式，巨款买来项链交还给女友后，用她“尝到了穷人的困窘生活”，将人物置放在完全变异的生活状态，以此强化她心里萌生的还债动机，正如小说所说：“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显然，戏曲就在这一句话中展开了戏剧构思。人物面对突转而变的遭际，如何会生发出“英雄气概”，由此去偿还“骇人的债”？如何在“困窘”的生命状态中注入“英雄”的力量？这直接牵涉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如何理解“债”？“债”所关涉的是毕飞宇所揭示的“契约精神”，还是其他可以继续提炼的文化指标？这直接牵涉到人物所必然依存的文化背景。两个视角的戏曲化转化，带来的则是小说向戏曲体裁转化时的彻底民族化。
　　诗化的唱词 聚焦生活变化带来的情感体验
　　在秦腔《项链》中，女主人公韩雪莹和她的丈夫王亚先被塑造成一个凭借读书而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普通人，和当代中国的众多新城市人一样，他们只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一员。在出席同学婚宴时，虚荣让本来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女友傅丽丽的出现推动了项链的出借，婚宴又成了项链遗失的契机。剧作家在紧凑的情节推动中，没有沿用小说的叙述逻辑和故事设定，而是让男女主人公在遗失项链后，陷入内心纠结。真项链买不起，用假项链解燃眉之急，然后拼命挣钱来偿还，这个中国式的逻辑很自然地让主人公从丢失项链之后的惊诧绝望，转向了用假项链进行“欺骗”的忐忑徘徊。当然，暂时侥幸过关的主人公在紧张的还钱、挣钱过程中，不但因巨大的家庭压力面临婚姻关系的解体，更在道德污点盘踞内心时陷入了对自己与他人的反观。因此，一个面目相近的故事在戏曲的舞台上，从情节逆转带来对“虚荣”的针砭，转化成了悲剧困境促动对“人”的正面审视；从对一个人物形象的夸张点染，转化成对主人公乃至形象群体内心世界的专注，细腻的心灵悸动填充着小说原著不曾着笔的心理变迁，诗化的唱词张扬着戏曲最擅长的抒情写意。
　　剧作家始终聚焦在生活变化带给人的情感体验。主人公进入道德缺陷的纠结后，行路会觉得“脚沉沉步沉沉脚步踉跄，心慌慌意慌慌心意彷徨；包中的项链如同火烫，烫得我脸红、耳热、脚软、心慌、战战兢兢、抖抖活活、失魂落魄几欲狂”；听人说话会觉得“背如刺芒”“一字字如利刃扎在心上；一句句都叫人羞恨难当”，尤其是当看到同乡韩二龙夫妻在困境中仍然艰难地还债，而生发出“说话要算话，欠债要还清；一毫恶莫做，暗室莫亏心；记着畏与敬，记着信与诚；记着这世间道理说不尽，说到底、别忘记人活着就要像个人”。这种顺次对心灵的开掘和观照，将充满着丰富性的“人”的质感一点点地构建起来。一串项链的借、失、还，映照出人在虚荣、欺骗、救赎的心路历程，凸显出在习以为常的生活惰性中，人的道德滑坡、思想警觉和灵魂回归。作品描写了围绕“项链”而出现的诚信、反省、自律等诸多命题，但却没有停留在对道德思想、“契约精神”的刻意渲染，而是在尊重中国人的契约实践时，展现现代人对于自己操守尊严的纠偏与升华，正如韩雪莹通过三年辛苦拼搏，最后所实现的：“三年，我不甘自哀怨，三年，我努力自纠偏；三年，我脱胎把骨换，三年，我重生似涅槃！三年来日日想我夜夜盼哪，盼望着、盼望着能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在人前”。显然，剧作借助人的自我发现与自我成长，实现了对“英雄气概”的注解；用存留在道德与行为中的人性缺陷，来强化“债”的心理负重。虚荣之于人情是正常的，欺骗之于人性是不可避免的，在戏剧化的生活面前，人的选择与成长是永恒的。剧作凸显的正是永恒的人的“成色”。
　　优秀的主创 让秦腔走向现实题材极高水准
　　应该说，“做人的成色”作为该剧的终极命题，最终从艺术的书写提升到了哲学的辩证。这不仅是现代人性观对于传统哲学中性善、性恶等思想的重新释读，还包含着现代道德观对于传统文化中慎独、修心等命题的深入建构。剧作家用戏曲的诗化语言和情节转接，来分解人物心灵的诸多动机，最后用剧中人物形象的行动逻辑，来张扬可以付之于实践的情感、思想。剧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把“情感剖析”、“道德解读”诉诸于“心灵宣叙”、“精神升华”，塑造出鲜明而有质感的人物形象，由于面对的心灵困境是人所共具的，而扶拯的人物形象也不仅仅韩雪莹一个人，而是包括了丈夫王亚先，同乡韩二龙夫妇，朋友傅丽丽夫妇在内的形象群体。作家的这种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建立在对于普遍生活与人性通则的深入把握，同时又附带着对于生命个体与现实人生的同情理解，由此而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内化到现实题材的人物与事件中，将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升华成现代社会的价值与观念。“解心”的戏曲创作手法完成了《项链》从小说到戏曲的改造，也实现了外国题材到中国故事的蜕变。这是一个剧作家在世界经典文学与个人艺术独创间进行的风格化探索，也是现实题材创作实现体系化的重要实践。在当前现实题材创作出现诸多困惑的时候，徐新华的一部部力作做出了很好的艺术示范，《项链》之于《小镇》的层楼更上，标识着剧作家创作思想的成熟与自觉。
　　毫无疑问，陕西戏曲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最终将徐新华的文学创作理想，成功变现于舞台。作为秦腔艺术的重要代表性院团，陕西戏曲研究院数十年来的艺术实践，始终引领着西北五省区秦腔艺术的发展方向。在戏曲创作多元化的今天，秦腔《项链》为该院现代戏的辉煌成就做了成功的延续。作为秦腔艺术的领军者，李梅精彩地演绎了剧中一段段的咏叹，将人物深深叩问内心的情感起伏，用音乐形象塑造出来，这是秦腔长于抒情演唱特征的极大张扬，也是一个唱作兼备的艺术家在探索现实题材创作时的风格把握。而青年演员对于该剧王亚先、韩二龙等形象的塑造，同样显示了秦腔优秀后继者的艺术实力，这是一个不断进步中的创作团体的底气所在。应该说，优秀的主创团队在舞台二度演绎中，进一步规避了题材改编中的文化不适应，包括舞台调度和舞美设计中对于现代城市与古老门楼的景片交替和光影渲染，实现着时代环境与身份背景的彰显，凸显出人物内心的细腻变化。当然，《项链》首演中出现的不足，还需要在不断地精打细磨中予以提高，例如首演更多侧重于女主人公心灵的渲染，让其他人物的行为选择更多采用白描化的勾勒，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次要人物的情感变迁，也延缓了人物心理节奏的递进变化。但可以坚信的是，一个优秀的艺术领军人，带领着一个优秀的艺术团体，保持着饱满的艺术创作热情，是完全可以让秦腔《项链》走向现实题材创作的极高水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