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红色的封面上部印着习近平同志回到梁家河与当年好友缓步同行的照片。“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于此，书的主题应该是讲述习近平同志到梁家河下乡的故事。
　　梁家河大队地处陕西省延川县城附近，山川纵横，沟壑交错。去过陕北的人应该清楚，即便延安地区经济如何发展，气候定是不饶人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睿智坚毅的民族之一，他们在荒凉偏僻、贫瘠困顿几近绝迹的无人区顽强地生存着，战天战地战胜自我，倔强地在黄土漫漫的沟壑区孤寂地活着。古代，陕北称关外，是俗称的蛮夷之邦，荒海苦地，贬官谪迁发配所在。历年来的边塞诗歌无不充满苦楚，寄托戍边人哀思缠绵的回望。十六岁的少年背负“罪人”的枷锁，顶着绝重的思想负担，离了家乡孤身一人远迁到陕北梁家河。那种离别带着决绝的况味，书中用“逃离”来描述。于他人是祸，离了京城，别了双亲，满眼悲凉；而对他却是绝处逢生，用他的话是：留在京城早死了不知几百回，是逃离也是保命。这或许传达出中国六七十年代独特的政治生态。
　　想象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一个身心俱摧的少年离了繁华的京城不远千里落户偏远荒凉的梁家河，虽说有暂时的新鲜和解脱，可直面的现实是赤裸裸的残酷。
　　在知青们的眼里，梁家河很原始，也很贫困。编辑为尊者讳，挑来挑去选了如此的中性词，但刻在少年心里的定是天地之苦，生之艰，活之难。而这里却超出了知青们的想象，活着如此卑贱弱小的国民。他们曾支撑了中国革命的天空一角，圣地延安是革命胜利的出发地，也是长征的落脚点。
　　来了，走不了，怎么办？哈姆雷特式的苦恼困扰着这一代有知识有文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崛起，是沉沦，考量着每个人的内心。
　　鼠进屋、蛇上炕、跳蚤满身，住的犹如五千年前的“山顶洞人”。晴天路上浮土盖脚，雨天黏泥举步维艰。喝的是窖底的雨水，苦涩拉喉。陕北天干雨少，人畜共饮的“泛水井”，卫生可想而知。吃的玉米面馍馍、豆面馍馍都是极好的，惯常的则为土豆、黑豆钱钱饭，下饭的都是腌制的酸菜。而普通百姓吃的就以糠窝头、苦菜、荞麦叶等来充饥。过了正月十五，沟壑间积雪尚厚青黄不接之际，村民要结伴外出“寻饭”，俗称逃荒。在这里，吃已降到生命存在的最低点，已经脱离了身体需要成为一种遥远的想象。而习近平的一个寻常举动却成了当地的“罪人”。他把从北京带来发霉变质的面包喂了狗，村人没见过更没吃过。糟蹋粮食让他与村民之间隔了世界上最厚重的一堵墙。
　　生的艰难，活的不易。烧水做饭寻常事，有时却要付出血的代价。梁家河黄土满山，植被稀少，打柴不易。牛拉屎了，用手掬了，晾干可烧。山洪暴发，怒水里捞拾。崖畔上的“狼牙刺”耐烧，但很多人因此坠亡或致残。打柴，这件看着稀松平常的小事，却流着血，含着泪。
　　“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哩！”村人不明白刷牙，当成了看笑话。北京人，山里人，一国之壤，天地有别。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曾经有这个描写，很生动，诸位闲了可找来一阅。
　　不适应、不适应、不适应、太不适应了……
　　“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说开了，在农村，年轻轻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就是村人眼里的“二流子”被人鄙视。
　　逃吧，逃离苦情之地，偷偷溜回北京。没想到，户口迁走了，成了“倒流”人口被关押了四五个月。关进去不是吃白食，要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习近平后来如此回忆。
　　一滴水离了大海会干枯，一个人离了集体会枯萎。
　　生活的磨练会断了妄想，熄灭欲念，将人溶于当下成为泥土。过了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当了农民就要干农民的事。农民懂的他懂，农民关心的他关心，农民煎熬的他煎熬。自自然然的，增产丰收、生活便利就上了日程。随之后来修建的水坠淤地坝，扩土增收；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打柴烧火不再付出血的代价；铁业社修补铁件打造农具，方便四时；高地挖掘知青井，干净饮水不再奢望；扫盲班普及文化，认字能算脱离文盲。
　　如今的梁家河，风景秀美、旅游当道、品牌远扬、果业飘香。农民成了上班族，“两不愁”早已成了过去式，他们正昂首阔步走进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