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8年06月01日
从《父亲的生死时刻》看口述史散文的史学价值
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以“父亲的生死时刻”为切口，以见证人“大姐”平实的口述为铺陈，内容暗合了四个有关“公共阐释”性质的重大问题，即：人类信仰存在问题，共和国“四九”解放认知问题，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口述史档案学价值问题。
刘家全先生的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1]，虽然为一篇文学场域常识常见的作品，其写作手法，则有着口述史记叙性散文的鲜明要素。这篇看似质朴的万字作品，就其叙述内容来看，它从一个侧面折射、暗合和对应了当前批评界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即“公共阐释”；而《父亲的生死时刻》，只不过是作者从文学创作实践，以作品文本的形式呈现出其理论命意而已。
“公共阐释”，是当下中国理论批评界前沿热点话题，是重构中国式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新开端。“公共阐释”理论的对立面，是指极端化的个人阐述、非理性阐释、历史虚无主义阐释，以及过分倚重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问题等不良的批评现象。这种现象已严重搅乱了中国民众的正面思维，干扰了中国问题中国化解决的正确路径。“公共阐释”的核心问题在于其阐释话语的“公共性、理性、公度性、澄明性、建构性、反思性”。[2]这一新的理论体系的涵盖，囊括了整个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范围。
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以“父亲的生死时刻”为切口，以见证人“大姐”平实的口述为铺陈，其内容暗合了四个有关“公共阐释”性质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人类信仰存在问题；共和国“四九”解放认知问题；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口述史档案学价值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和述者都秉持着一个客观的、唯物的、平静的史实追忆，而并未滑落至个人阐述的极端。这说明作者文化历史观的明哲与淡定，客观与端方。
人类信仰存在问题，一个哲学命题，精神情感学话题。信仰在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精神世界里，其能量究竟多大，在人类生命长河中其力度究竟几何？作品写到，父亲在仅凭猜疑便被国民党兵就地“正法”，生命危悬时刻，父亲却“挺胸走出去就那样直直站着，一句话也不说，等着那一枪的到来”。亲历父亲危难记忆犹新的大姐，将父亲生死的意外归于基督教信仰的支撑。“人有信仰，心有上帝，就活得有志气，不怕那些魔鬼小人，既使死也要死得有骨气。”这里涉及到信仰与宗教之于人的精神心理的潜能作用。从哲学层面上说，人的人格精神的建构，有着四个层面的提升刻度，这就是人性精神，文化精神，价值精神和信仰精神；而信仰精神则有宏大的国家、民族坚信等层面，也有个人化的尊严、荣誉守护等层面，正是因为信仰作为人类个体化的心理基石，才使得人人于艰难艰辛的生存世事中坚强地、坚执地、尊严地、希望地生活着。因此，人类信仰的存在问题无疑是唯物的、现实的，它植根于人类精神世界，其力度、强度和张力滋润着生命之树长青。父亲命危之际的“挺直”“站立”“闭眼”“一句话也不说”，正是信仰在心之尊严、人格、声誉的守护和明示于本村乡人面前的一种“信仰死法”。大姐认为“只要信得心诚，就有上帝保护，也就有意想不到的神迹显现”。这是信仰于人的一种良好的幻化守护意念。其实所谓“神迹显现”，作品记叙中自有其陡转之因由，父亲的生死时刻也就由其乱世的生命悲歌，反转为盛世之生命壮歌了——一位首个共产党新政党员的先锋性的壮歌。可贵的是，作品口述史的记叙，将信仰问题的文学阐释，置于一种理性和公度性的思维中，以映现出述者及作者的求实惟是的澄明态度。
共和国“四九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主政下实现国家统一，再造民族大业，推动历史前行的伟大创举。人类历史前行的规律证明，统一是真理，是天道，是大道。作品所提到的精英们的所谓反思“既然现在分田，何必当初共产”的言论，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历史虚无论思维逻辑的混乱，一种狭隘的断代史观的伪言，一种不辨国情昨日与今日的主观臆断。“四九”解放何为，是中国共产党道义的历史担当，解民倒悬，救民水火，耕者有其田；解放后又何为，改变一穷二白，根除兵匪灾患，互助有吃穿。这就是“四九”解放史无前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新政党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担当，作为新政府民生生存层面的现实担当，两种担当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于历史转折重要关头的大智慧、大抉择，从而完成了为人民打江山、坐江山的初衷，因而也就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民意和民心。正如作品中大姐所见：“四九年的解放是应该的”，她认为“解放不仅穷人高兴，不少富人也拥护”。在“社会的确烂透了”的当时，“穷人过得很艰难，富人活得却危险，谁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见“四九”解放并非是问题的问题，而“既然现在分田，何必当初共产”言论，实为缺乏澄明性的个人极端化之伪问题。这就是来自历史在场者、亲历者和感知者的朴素情感的见证。他们并未有高深的理论判断，有的只是史实、事实的比对和知味，正因为这些散落在民众中的口述史资讯的可贵，才使得一些过往的历史轶事有了真实的佐证。《父亲的生死时刻》其口述史文本的史学价值也就可见了。
《父亲的生死时刻》也涉及到了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军队的民间口碑，首先取决于双方军队自身的行为，而自身行为又取决于双方建军的初衷，即为谁打仗，打什么仗。共产党自“八一”建军始就明确了“人民军队”、“子弟兵”的宗旨，这一初衷作为党的军队建设的灵魂而铸为军魂。另外，从军队成分构成看，国民党军队其骨子里就含有地方军阀组合、混成的因素，利欲相争，各自为王，军阀之争本就无有正义而言。因而作品中大姐认定“中央军整个不行，不光对穷人不行，对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司要“搜粮”，“当官的抢女人”，“当兵的抢物品”。她的结论是：“像这样，中央军怎么能打过解放军呢？打过了连上帝都不答应”。一位基督信使的寥寥几语，就点穿了国民党军“不行”的要害和实质。历史面貌的杂糅就是这样，亲历者、见证人往往一个只言片语的佐证，就可能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父亲的生死时刻》以其对话、回忆及追叙的写作方式，提供了特定时期一些值得重新思考的历史细碎问题，散而有“味”，其可圈可点的史料也就别具一番哲思的空间。
《父亲的生死时刻》，从文学创作文体分类看，属于“口述史”体式，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它重在叙述人本身的亲历性、在场性和见证性的客观原生态价值。从这一界定来看，《父亲的生死时刻》虽然记叙的是一个家庭的往事，但折射的却是国事的历史变迁，政党的民意臧否，社会的前行进步，父辈的励志壮歌，人的荣辱的守护等林林总总的历史轶事。作品中“大姐”的叙述明了坚信朴实；“父亲”生命悲歌及壮歌的激励；“马保长媳妇”舍命守护尊严的钦佩；“婆婆”基督信仰虔诚的可敬；“解放军”驻村严明勿扰的感慨；“中央军”扰民敛财败绩的昭然；以及作者赞赏和认知“人民微史”和“野史”的史学价值等等，都使得万言作品内涵饱满而凝重。其写作章法篇构不拘一格，在“我”与“大姐”的促膝絮语、对话、回忆、追叙的平和寂静的氛围中展开，给叙述内容平添了过往生活原生态的乡朴感，历史氛围原貌的逼真感。可以说，作品在家事与国事叙述的结合上，在“本我”与“大我”的叙事构架上有着较为完美的体现，不失为一篇口述史散文佳作，值得一读。
注释：[1]刘家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董事长，2018年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陕西孔子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精神论纲》《中国文化论章》专著及《欢欢的故事》散文。父亲的生命时刻，刊于《散文选刊》2018年第18期。[2]王银辉：“公共阐释”的理论价值与有效性，《西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32页。
刘家全先生的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1]，虽然为一篇文学场域常识常见的作品，其写作手法，则有着口述史记叙性散文的鲜明要素。这篇看似质朴的万字作品，就其叙述内容来看，它从一个侧面折射、暗合和对应了当前批评界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即“公共阐释”；而《父亲的生死时刻》，只不过是作者从文学创作实践，以作品文本的形式呈现出其理论命意而已。
“公共阐释”，是当下中国理论批评界前沿热点话题，是重构中国式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新开端。“公共阐释”理论的对立面，是指极端化的个人阐述、非理性阐释、历史虚无主义阐释，以及过分倚重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问题等不良的批评现象。这种现象已严重搅乱了中国民众的正面思维，干扰了中国问题中国化解决的正确路径。“公共阐释”的核心问题在于其阐释话语的“公共性、理性、公度性、澄明性、建构性、反思性”。[2]这一新的理论体系的涵盖，囊括了整个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范围。
散文《父亲的生死时刻》，以“父亲的生死时刻”为切口，以见证人“大姐”平实的口述为铺陈，其内容暗合了四个有关“公共阐释”性质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人类信仰存在问题；共和国“四九”解放认知问题；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口述史档案学价值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和述者都秉持着一个客观的、唯物的、平静的史实追忆，而并未滑落至个人阐述的极端。这说明作者文化历史观的明哲与淡定，客观与端方。
人类信仰存在问题，一个哲学命题，精神情感学话题。信仰在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精神世界里，其能量究竟多大，在人类生命长河中其力度究竟几何？作品写到，父亲在仅凭猜疑便被国民党兵就地“正法”，生命危悬时刻，父亲却“挺胸走出去就那样直直站着，一句话也不说，等着那一枪的到来”。亲历父亲危难记忆犹新的大姐，将父亲生死的意外归于基督教信仰的支撑。“人有信仰，心有上帝，就活得有志气，不怕那些魔鬼小人，既使死也要死得有骨气。”这里涉及到信仰与宗教之于人的精神心理的潜能作用。从哲学层面上说，人的人格精神的建构，有着四个层面的提升刻度，这就是人性精神，文化精神，价值精神和信仰精神；而信仰精神则有宏大的国家、民族坚信等层面，也有个人化的尊严、荣誉守护等层面，正是因为信仰作为人类个体化的心理基石，才使得人人于艰难艰辛的生存世事中坚强地、坚执地、尊严地、希望地生活着。因此，人类信仰的存在问题无疑是唯物的、现实的，它植根于人类精神世界，其力度、强度和张力滋润着生命之树长青。父亲命危之际的“挺直”“站立”“闭眼”“一句话也不说”，正是信仰在心之尊严、人格、声誉的守护和明示于本村乡人面前的一种“信仰死法”。大姐认为“只要信得心诚，就有上帝保护，也就有意想不到的神迹显现”。这是信仰于人的一种良好的幻化守护意念。其实所谓“神迹显现”，作品记叙中自有其陡转之因由，父亲的生死时刻也就由其乱世的生命悲歌，反转为盛世之生命壮歌了——一位首个共产党新政党员的先锋性的壮歌。可贵的是，作品口述史的记叙，将信仰问题的文学阐释，置于一种理性和公度性的思维中，以映现出述者及作者的求实惟是的澄明态度。
共和国“四九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主政下实现国家统一，再造民族大业，推动历史前行的伟大创举。人类历史前行的规律证明，统一是真理，是天道，是大道。作品所提到的精英们的所谓反思“既然现在分田，何必当初共产”的言论，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历史虚无论思维逻辑的混乱，一种狭隘的断代史观的伪言，一种不辨国情昨日与今日的主观臆断。“四九”解放何为，是中国共产党道义的历史担当，解民倒悬，救民水火，耕者有其田；解放后又何为，改变一穷二白，根除兵匪灾患，互助有吃穿。这就是“四九”解放史无前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新政党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担当，作为新政府民生生存层面的现实担当，两种担当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于历史转折重要关头的大智慧、大抉择，从而完成了为人民打江山、坐江山的初衷，因而也就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富人的民意和民心。正如作品中大姐所见：“四九年的解放是应该的”，她认为“解放不仅穷人高兴，不少富人也拥护”。在“社会的确烂透了”的当时，“穷人过得很艰难，富人活得却危险，谁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见“四九”解放并非是问题的问题，而“既然现在分田，何必当初共产”言论，实为缺乏澄明性的个人极端化之伪问题。这就是来自历史在场者、亲历者和感知者的朴素情感的见证。他们并未有高深的理论判断，有的只是史实、事实的比对和知味，正因为这些散落在民众中的口述史资讯的可贵，才使得一些过往的历史轶事有了真实的佐证。《父亲的生死时刻》其口述史文本的史学价值也就可见了。
《父亲的生死时刻》也涉及到了国共两党军队民间口碑问题。军队的民间口碑，首先取决于双方军队自身的行为，而自身行为又取决于双方建军的初衷，即为谁打仗，打什么仗。共产党自“八一”建军始就明确了“人民军队”、“子弟兵”的宗旨，这一初衷作为党的军队建设的灵魂而铸为军魂。另外，从军队成分构成看，国民党军队其骨子里就含有地方军阀组合、混成的因素，利欲相争，各自为王，军阀之争本就无有正义而言。因而作品中大姐认定“中央军整个不行，不光对穷人不行，对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司要“搜粮”，“当官的抢女人”，“当兵的抢物品”。她的结论是：“像这样，中央军怎么能打过解放军呢？打过了连上帝都不答应”。一位基督信使的寥寥几语，就点穿了国民党军“不行”的要害和实质。历史面貌的杂糅就是这样，亲历者、见证人往往一个只言片语的佐证，就可能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父亲的生死时刻》以其对话、回忆及追叙的写作方式，提供了特定时期一些值得重新思考的历史细碎问题，散而有“味”，其可圈可点的史料也就别具一番哲思的空间。
《父亲的生死时刻》，从文学创作文体分类看，属于“口述史”体式，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它重在叙述人本身的亲历性、在场性和见证性的客观原生态价值。从这一界定来看，《父亲的生死时刻》虽然记叙的是一个家庭的往事，但折射的却是国事的历史变迁，政党的民意臧否，社会的前行进步，父辈的励志壮歌，人的荣辱的守护等林林总总的历史轶事。作品中“大姐”的叙述明了坚信朴实；“父亲”生命悲歌及壮歌的激励；“马保长媳妇”舍命守护尊严的钦佩；“婆婆”基督信仰虔诚的可敬；“解放军”驻村严明勿扰的感慨；“中央军”扰民敛财败绩的昭然；以及作者赞赏和认知“人民微史”和“野史”的史学价值等等，都使得万言作品内涵饱满而凝重。其写作章法篇构不拘一格，在“我”与“大姐”的促膝絮语、对话、回忆、追叙的平和寂静的氛围中展开，给叙述内容平添了过往生活原生态的乡朴感，历史氛围原貌的逼真感。可以说，作品在家事与国事叙述的结合上，在“本我”与“大我”的叙事构架上有着较为完美的体现，不失为一篇口述史散文佳作，值得一读。
注释：[1]刘家全：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董事长，2018年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陕西孔子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精神论纲》《中国文化论章》专著及《欢欢的故事》散文。父亲的生命时刻，刊于《散文选刊》2018年第18期。[2]王银辉：“公共阐释”的理论价值与有效性，《西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