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批判是人文精神或艺术精神的元神之一。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最大程度地、艺术性地激发批判的诗性，是摆在每一个文学创作者面前的最大的难题。
　　读李晓峰这本题做《行走的野草》的诗集，我头脑里闪现出的第一个与文学有关的影像，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先生与他的散文诗集《野草》。
　　《野草》是鲁迅先生最薄、最美，也是再版最多的一本散文诗集。将李晓峰《行走的野草》与鲁迅先生的《野草》相提并论，显然是可耻的；但是，《行走的野草》里面的许多小诗或者妙句的意旨神韵，却的确是承继了鲁迅先生一以贯之的，虽然是行走在日常或者是行走在低处却依然很深刻很尖锐很赤忱的诗性的批判精神。如果说，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是那个黑白颠倒与看不到希望的大裂变时代的诗性的思考与呐喊；那么，李晓峰的《行走的野草》，就是这个莺歌燕舞与高歌猛进的大鼎盛时代的良心的低吟或善意的独舞。
　　李晓峰这部题名《行走的野草》的新诗诗集，有三个不容被诗界所忽视的特点：一是无与伦比的原生性，二是亲切可感的日常性，三是无处不在的批判性。在这部诗集中，你既读不到任何大师党的影子，也闻不到任何西方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汗味；既感觉不到词语堆砌与修辞滥用的沉冗与矫揉造作，也感觉不到虚妄空无与狗尾续貂的乏趣与可叹可悲；李晓峰不仅最大程度地展现了诗性批判的艺术魅力，也最大程度地释放了批判的诗性。
　　尤其是在诗性的批判与批判的诗性的理解与处理上这部可能属于小众但面向大众而写的诗集中，的确表现出了不同于当下诗界其他人的诗学个性，比如阎安，比如伊沙。阎安和伊沙一如诗界批判领域里的上帝与撒旦，他们的诗性的批判与批判的诗性都主要集中体现在对宏大题材、宏大叙事、时代整体或主流意旨的精雕细刻或者大而化之上，而李晓峰却主要专注于对细微、琐屑、日常或内心深处波动的剖析、抒写与描摹上。
　　李晓峰诗歌的诗性的批判不仅体现在修辞妙用、诗面截取与诗维切入上，而且还体现在情感的东方纯度与诗旨的持韧隐秘之上。他巧妙或者说有意无意地既避免了阎安批判性诗歌的象牙高塔式的过分的圣洁与孤幽，也巧妙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避免了伊沙批判性诗歌的接舆狂歌式的过度的高蹈与睥睨。既不同于阎安批判类诗歌的过分的绵密含蓄，也不同于伊沙批判类诗歌的过分的放荡与不羁。李晓峰以既不臣服于当下先锋也不臣服于已往传统、既不臣服于批判的诗学程式也不臣服于意旨的暗语先验、既不臣服于时间的风蚀威权也不臣服于名家的圣晕光焰的独特的诗学姿态，在这个即使写得再好也有人叫骂和即使写得再坏也有人叫好的荒诞遍地的诗学时代，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诗学之路。
　　当然，也许因为公务繁冗，李晓峰的诗歌好多都是急就章，未得反复锤炼，有些不足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对现代汉语叙事性言语诗性的激发还稍显不足，过渡性词语的滥用仍比较明显，诗维的适度的跳跃性还稍欠力度。他的这部暗含着对鲁迅先生批判精神的参悟、崇敬与怀念的《行走的野草》，虽然对粗陋诗语的有意回避成就了他诗歌语言的纯度在批判性诗歌领域内独树一帜，但对诗歌意旨高尚性的有意或无意识的回避也造成了他的诗歌虽然高原遍布却奇峰独缺。
　　不过，诗艺的追求，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辈子的事情。作为陕西诗歌界近些年以来新涌现出来的实力诗人之一，李晓峰的诗歌，尤其是他对诗性的批判力度的掌控以及对批判的诗性燃点的探索，却的确值得我们每一位阅读者钦佩与尊敬。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