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知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TumorBiology）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嫌同行评议造假。
　　我国学者论文被大规模撤销，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2015年3月到10月半年间，就已有近百篇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论文被国际科技期刊宣布撤销。当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之后，中国科协专门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提出不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
　　虽然当前这起撤稿事件，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续，但是，面对中国学者的论文再一次因同行评审造假而被大规模撤销的丑闻，我国必须改革目前以行政为主导的“唯论文论”的学术管理与评价体系，推行学术自治，建立真正的学术同行评价体系。可以说，目前所有学术乱象，根源都在学术行政化这一毒瘤。
　　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已经形成了10个亿“产值”的代写论文交易市场——针对旺盛的撰写、发表论文的需求，有专门的机构就做代写、发表论文的生意，而发生在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中的请“第三方”代写论文，其实质就是论文买卖。有的代写者比较重视“商业道德”，保证论文原创，没有造假，学者拿着发表的论文去交差、“请赏”；而有的代写者收了钱出不了论文，可为完成交易，就一路造假，包括伪造同行专家意见，直到事发。
　　对于我国学者请“第三方”机构介入发表论文，我国学术界已经知道这背后的利益操作，按理，应该对这类行为依照学术规范严格处理，严厉杜绝。可是，据报道，中国有关负责人却表示，“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并指出，“第三方”中介对虚假同行评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其实，最根本的责任就在论文作者，为什么要请“第三方”中介发表论文?为什么不遵守规范的投稿、评审流程?至于有“第三方”中介与期刊勾结牟利，那作为严肃的学者，必须拒绝中介，同时公开期刊的违规问题。
　　上一次论文被撤事件发生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透露，“虽困难重重，但基金委还是对标注基金支持的22篇被撤论文全部进行了细致调查，结果显示论文涉嫌造假基本属实，相关基金将陆续追回。”这十分耐人寻味，困难重重在哪里？为何对论文涉嫌造假的处罚只是追回基金？相关学者受到其他学术处罚了吗？这样处理是对造假“零容忍”，还是造假“零风险”？是遏制造假，还是鼓励造假？如果严肃处理，应公布所有被撤论文作者姓名，所在机构必须启动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学术处理。但目前的学术行政化治理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此，要治理论文买卖交易，关键在于改革我国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首先，不能简单地以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何期刊、发表数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贡献和能力，应该针对学者的研究本身，评价其原创价值和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同行评审，并非真正的同行评审，是学术行政化、功利化背景下的同行评审，真正的同行评价，应该学术自治，坚持学术标准。试问，这些造假论文，为何没有一个论文作者所在机构发现其质量、弄虚作假问题，而将其认定为学术贡献和学术成果？再任由学术行政化，我国学术的公信力会荡然无存。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