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摸《老城墙》，那是《乡愁西安》；贴贴《红窗花》，那是《乡音陕北》；听听《马头琴儿响》，那是《丝路故事》……
　　2016年12月21日晚，陕西本土作曲家杨曦文“大音曦声”个人作品演唱会在西安易俗大剧院举办，不管是陕南花鼓的低婉，还是陕北唢呐的苍凉，抑或是关中秦腔的深情，无不在杨曦文的创作下，充满了流行音乐的律动与时尚。
　　作为一个在陕西享有盛誉的青年作曲家，杨曦文的音乐之路又有哪些故事？近日文化艺术报专访了音乐人杨曦文，为您讲述他的音乐之旅。 

　　寒冷冬晨 为不扰民山顶吹小号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陕北清涧，贫穷落后是外界对它最直接的印象，温饱依旧是当时人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生活在这座铺满青石板小城里的人来说，最不缺的就是民间文化。陕北道情、陕北民歌、陕北说书……这些来自田间地头的深厚民间文化浇灌着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丰富的民俗文化给每一个陕北人的骨子里都能留下深刻印记。
　　从小生活在陕北文化圈子里的杨曦文，打记事起就喜欢逛戏场，听大人们唱民歌。虽然更多的是为看热闹，但在耳濡目染之下，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对音乐有了别样的敏感和喜爱。小学时的杨曦文爱好十分广泛，美术、文学样样倾心，甚至还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小鼓号队，吹起了小号，11岁的他开始真正学习到音乐，也萌生了要走音乐道路的梦想。
　　1985年某个冬日的清晨，为了不扰民，他拿起从学习借来的小号跑到山巅去练。陕北冬天的早晨气温会降到零下十几度，当他呼着白气的嘴唇含住小号的瞬间，吹出的声响却是带着刺痛，原来是嘴唇与金属冻在一块撕破了嘴皮。在疼痛过后，他并没有放弃，有了教训后，以后每次吹之前就先用掌心把号嘴捂热，然后才含住吹。起初为了不扰民，但山谷的回响却恰恰吵到了半个小城的人。有过痛与冻的经历后，杨曦文更下决心要坚持练下去。
　　这一坚持就是7年，从童年吹到少年，一直吹着小号考到西安去上学，含着小号的嘴再没有松开，直到接触到更多、对他来说更新奇的乐器。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 

　　年少轻狂 辞去安逸工作去北漂
　　“如果不是自己热爱，是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上了陕西艺术师范后，杨曦文与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叫做北极星的“乐队”。起初只是模仿黑豹等当时的一些流行音乐来演绎，时间长了觉得这种拷贝与模仿无法满足自己的音乐理想，想自己尝试做原创音乐。1993年，流行音乐开始独揽市场，歌舞厅也流行起来，于是乐队就跑到歌舞厅去驻唱。乐队主要是两个创作人，杨曦文负责主唱与作词，另一个同伴负责作曲。因为没有太深功底，也没有专门学作曲，杨曦文只能靠仅有的音乐基础摸索着写。
　　艺术师范的学习对杨曦文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真正把他引导到创作这条路上来。三年的学习结束后，杨曦文与北极星乐队的成员一起来到西安东方机械厂从事职工文艺工作。工资虽然很低，但宽裕的时间能让他们干自己喜欢的事。工作后，每天都有很大的激情去创作音乐，虽然很稚嫩，但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阶段。因为中专时没有开设专门的作曲课，他的创作缺少专业的技术和系统的理论知识，就在外面花钱找老师补课。而当时也没有编曲软件等辅助设备，他就把旋律画在脑子里，大量去创作。
　　刚开始工作的杨曦文还觉得有无限可能，但后来慢慢发现光靠激情来创作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这令杨曦文很苦恼，让他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我发现我已经真正爱上了音乐创作，但很快就遇到了创作瓶颈。”他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术来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杨曦文瞒着家人，毅然决然地辞掉了这个看似稳定的工作。这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的黄土民谣创始人贺国丰。当时与他有着相似境遇的贺国丰建议：“想做这个就得去北京。”在贺国丰的鼓动下，两人带着满腔热血跑到了北京，开启了北漂生活。 

　　京城求学 游历过后再度回家乡
　　“我去北京时的目的并不明确，不知道去了要干嘛，只是带着朝圣的想法，想着中国最优秀的音乐人全部都集中在北京，就跑来看。”初到北京，杨曦文想着应该去学东西，但是怎么学，跟谁学，他自己也不知道。
　　后来另外一个老师告诉他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电子音乐要在第二年招生。只知道这个专业的老师叫张小夫，他就带着自己写的一些东西很贸然地跑去找张小夫老师。“张老师是开创中国电子音乐里程碑的人物，但是没有一点架子，人特别和气。去的时候内心十分忐忑，怕被拒之门外。没想到去了后老师很耐心地听了我很幼稚的作品。”初次见面，张小夫告诉杨曦文，说能听出他有一些音乐想法，但是技术、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后来，杨曦文开始跟这位“中国电子音乐之父”学习，为来年考试做准备。并且非常幸运地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专业的第一届学生。
　　在中央音乐学院这几年，杨曦文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最主要的是他的音乐思维被逐渐激发了，让他对音乐的理解不再像原来那么狭隘。期间，他像个久未进食的饥饿者，不停汲取音乐营养。除了专业外，很多不相关的课程他都会厚着脸皮去旁听。音乐学院高频率的音乐会演出只要他有时间也都去听，每天都能接触到世界最顶级的大师。一次在一个研究生班的课上，杨曦文很不幸地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但他答对了。老师问了他的名字，结果花名册上没有，当时全部同学都笑了，而老师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学生，尽管你不是我这个班的，但是欢迎你到我们班做客。”这令杨曦文深受感动，既感动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学术氛围，又感动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后期与台湾著名音乐人小虫等一大批音乐界顶级人物面对面的交流，都为他在日后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杨曦文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起初被老师推荐到中央12台（当时的西部频道）给很多栏目制作音乐。随着KTV的兴起，正好有一家韩国公司要制作KTV曲库。杨曦文便加入了制作KTV伴奏的行列。制作伴奏带的报酬也很低，但量特别大，他做了一千多首。与他前期创作的积累一样，通过这个制作过程，又接触了大量不同风格的音乐。这也让他的音乐创作从平面思维跳转到立体化思维。
　　北漂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幸运的是有张小夫老师等人的帮助，老师推荐的工作保障他的基本生活，也让他通过这个平台接触到北京的很多音乐人和歌手。慢慢地他可以给别人制作音乐，也可以把曲子卖给一些歌手。虽不能说发展的很好，但已经能看到曙光。
　　此时，杨曦文已过而立之年，一个人在北京漂着让父母时常操心，想着他成家立业的一系列问题，不希望他继续在北京呆着。“我后来也想了想，我的根还是在陕西，虽然北京能提供很多机会，但在北京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子，没有归属感，于是就下决心重新回到了西安。” 

    源于责任 挖掘民间音乐成工作
　　2006年杨曦文再次回到西安，当年的很多老朋友都已失去联系，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没有人脉，没有关系，让他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做老本行没设备，买的话当时是天价，但又不甘心改行。无奈之下，先通过做钢琴家教解决生存问题，后来通过一个同学的介绍去了一家音乐工作室，总算又开始了自己音乐人的生涯。
　　2008年，杨曦文开始自己创业，成立了工作室，慢慢地打开一些局面，跟电视台以及圈内音乐人有了合作。有了自己的制作团队，很多事大家分工来做，再也不用编曲、录音、混音都自己一个人操刀，他慢慢地又回归到了音乐创作中。
　　本土音乐发展到一定阶段，既要世界音乐、流行音乐相结合，同时也要努力把我们民族民间的东西挖掘出来。没去北京上学前，杨曦文的音乐作品里对民族、民间音乐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和感受。从北京回来后，他深深地喜欢上陕西本土文化和音乐，在他的音乐创作中，越来越多的融入民族、民间音乐元素。比如为王建房量身打造的《老城墙》，在写歌时就是按照王建房的歌路来写，歌曲以Folk音乐旋律为基调，融入秦腔元素及大段笛子的Solo，配上王建房沧桑的嗓音和刚劲的西安方言，地域特色十分明显。再如《皮影戏》里就有秦腔、眉户、碗碗腔这些典型的关中民间音乐元素。陕南花鼓、陕北唢呐等在其他创作中也都有涉猎。
　　“陕北是我的根，我是从陕北走出来的，骨子里的陕北情结是没法割舍的。”这些年，他与团队做了大量陕北民歌、陕北唢呐、陕北道情、陕北二人台等民间音乐的采风与创作。在做《陕北道情》的音乐专辑时，他们很长时间内不停地回老家采风，“越往民间走，越能感受到民族、民间音乐的美，就越有急迫感。很多东西想马上动手去做，否则可能很快就消亡了。”
　　采风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或者遗憾的故事。有时采风完不久，有的民间老艺术家、老艺人就过世了。“我们既觉得遗憾，还想深入去采，但为时已晚。同时又庆幸，幸亏早了一步，采到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音乐搜救整理工作是目前杨曦文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他说这是一个责任，不去做的话看着热爱的东西一点点消逝，会很痛心，等到失去后再追悔莫及就没有用了。
　　杨曦文和张小夫老师共同策划的《倾听黄土黄河》陕北民歌剧项目，目前已通过了国家艺术基金的初评，这是一台以陕北民歌为主，把陕北其他民间艺术融入其中的民歌剧，让陕北本土音乐跟电子音乐相结合，与世界音乐接轨，对杨曦文来说，这是他这些年采集整理民间音乐的阶段性尝试，希望借助更大的平台来推广本土音乐，将其做大做强。艺术要与时俱进，要跟时代结合，就不能让这些民间艺术只躺进博物馆。要让他们继续向前发展，不能光继承，还得想办法传下去。
　　对于未来，杨曦文说：“我还不想过早地把我拘泥到某一具体风格之上，愿意去尝试更多不同的风格，把我的创作扎根于我们的民族、民间，更深入地挖掘其中的音乐文化，更多地跟民族、民间结合。这是我想走的一条路，我会去探索，并且一直走下去。”
　　文化艺术报记者 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