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池留香》198cm×196cm
　　《秋收》56cm×34cm
　　《善舞者》98cm×198cm
　　《结果只有一个》55cm×55cm
   ■ 沈 奇
　　 出于“长安二蔡”之门的花鸟画家蔡小枫，新近“掌门”陕西国画院花鸟画院，将其首届“阵容”之亮相作品集，取名为《花鸟长安》，可谓应心应口，顺理成章。
　　其实知己知情者都知道，这一轻轻道出，却是内涵了不少说头的。我则由此想到“水落石出”一词，不妨拉在一起说说看。
　　先说“长安”。
　　记得上一世纪末，有一本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和日本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先生合作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书，在学界及读书界流行一时，我也跟着浏览过。过后印象最深刻的是，当“东方人”池田大作问及“西方人”汤因比，如果让他选择，愿意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哪个阶段哪个地方时，“汤先生”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愿意选择7世纪的中国。
　　那正是中国的盛唐，盛唐的长安！
　　从7世纪到21世纪，作为历史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上的“长安”，似乎从未离开过作为当代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西安人以及整个陕西人的心头和说头，时不时喊两嗓子“汉唐雄风”“盛唐气象”之类的口号，以壮各类行色。也便有了彪炳当代美术史的“长安画派”的命名，以及与“长安画派”同时产生影响的“长安二蔡”（蔡鹤汀、蔡鹤洲）的传世佳话。
　　人云亦云惯了，少有人追问：所谓盛唐长安的核心精神价值是什么？尔后的西安及陕西人至今如此依恋的“长安”文化符号的心结又是什么？
　　套句西人大哲的话，可谓：人的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
　　恋恋千载的“长安”意绪，说白了，明里暗里，脉息里，骨子里，在在想“靠”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谱”。
　　仅以近世陕西美术发展谱系而言，当年的“长安画派”，若单从美学维度去做流派认定，学理上实则并不充分，而隐形作用于“广义长安画派”的“长安二蔡”，也原本是“南风北地香”，与“老陕”非亲非故，且，无论是“长安画派”或“后长安画派”的诸多大家名家，其实也大都不是“老秦人”，而最终，都无非是靠上了“人的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这个谱，或者说，接上了“长安”文化渊源的“地气”与“根性”，而卓然有致，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长安画派”之艺术家。
　　要知道，艺术之于艺术家，不单单是一种职业，更是作为一个真纯的人文知识分子传承文化“族谱”的别样通道，一种古今中外人类共有的诗性生命意识的托付与守护。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全部的艺术，作为存在者之真理，本质上是诗。”
　　由此正本溯源，《花鸟长安》之命名下的内在理路及情感维系，大概也正是要靠回这个“正谱”“大谱”的。
　　再说画之“花鸟”。
　　中国画三大宗：山水，人物，花鸟，转程到百年新美术谱系后，花鸟画大体一直是“西席”之位，顶不到最前头去的。其中关键，是难以作大时代之宣传工具所用，或即或用来也起不了大作用。如此“若即若离”，花鸟画反而有了更为纯粹也更“靠谱”的发展空间。
　　正如我在论及江文湛先生的花鸟画艺术时所言：若将山水画比作散文，人物画比作小说，花鸟画自然是属于诗的了。真正到位的读者，笔墨图式之外，读山水画，读的是胸襟，是抱负；读人物画，读的是情感，是寄寓；读花鸟画，读的是心曲，是志趣，是不可或缺的一脉诗意。
　　进而指认：当代花鸟画家，大概只有像这时代的真诗人们那样，越过时代的峰面，活入时间的深处，方能笔缘本心，情缘本真，将雄强进取之势转而为恬淡自适的生命形式，不再有身外的牵绊，只在生命诗意与笔墨寄寓的和谐专纯，而乐于一臂之内挥洒个在的心声，得以清音独远、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之品位之境界。
　　是以近些年我常讲一个理：是山水中人，方画得了好山水画；知花鸟之诗性的人，方画得了好花鸟画。
　　何谓花鸟之诗性？有得一比：鸟是“自由之精神”（所谓“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花为“独立之人格”（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这精神，这人格，入世，则出而入之，入而出之；入画，则静而狂之，狂而静之。入、出、静、狂之间，得风情亦得骨气，亦得诗画之真义。
　　因此，若单就笔墨精神而言，一向被人看轻而易于“驾轻就熟”的花鸟画，其实是门“大学问”，是个“重活”。而这个“重活”，在近些年的“市场机制”促迫之下，颇有点趋势近利而“不能承受之轻”的尴尬：当代花鸟画的“水分”太大，泡沫太多，已成不争之共识。
　　艺术创造的本质在于自由的呼吸。无论是迫于权势(主流话语的宰制)、钱势(商业文化的困扰)、还是时势(变革思潮的冲击)，一旦失去创作主体的本真自我，呼吸不自由了，创作便会变质——或变成他者话语的投影与复制，或流于丧失根性的空心喧哗——这是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一切中国艺术家面临的基本命题。
　　好在“水转山不转”，“与时俱进”，时过境迁——发心要靠回诗性长安之“正谱”“大谱”的《花鸟长安》，正当此“水落石出”之新的“转型期”，又该有怎样的别开一界呢？
　　我给出的三个关键词是：清脉，正骨，洗心。简言之——
　　其一，所谓“清脉”，即重新强调笔墨精神：排除功利驱迫，消解观念焦虑，只在以心养墨，以情养笔，本真抒发，悠然神会——由此心境所生成的语境，由此语境生成的笔墨，在作为一种独特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也便获取了一种对自然、人文、生命、生存之体验的独特表意方式；
　　其二，所谓“正骨”，即重新强调艺术立场：不媚俗，不跟风，不造势，不假外求，唯以人格化入、精神灌注、自得而适——身处今日时代，让艺术气息和艺术语言亦即人本与文本都能回归单纯、回归自得，不但已成为一种理想，甚至更是一种考验：平庸或超凡，端看是否过得了这一关；
　　其三，所谓“洗心”，即重新强调艺术本质：在“直言取道”之“高大上”百年流风之外，回归“曲意洗心”之古典雅正传统——于创作，以画养心，于欣赏，以画洗心，如此艺术、生活、生命三位一体，以重返墙上的庙堂、纸上的寺院，销戾气，得诗意，天心回家，岁月静好。
　　有此三宗立身，《花鸟长安》又何愁入史之待呢？
　　剩下的问题是：在众声喧哗中找到“我该说什么”之发声取向后，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我该如何说”，以及诸如“匠心独运”之类的功夫所在。
　　而终于“水落石出”；
　　而终于“靠谱”！
　　而终于清脉、正骨、洗心，尔后——长安一片月，花影鸟翼，坐看云起，心香比月齐……
　　是为序。
　　2016年仲夏于终南印若居
　　（沈奇，诗人学者，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陕西国画院花鸟画院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