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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6年05月13日
消失的长安书店
消失的长安书店
  在西安市东大街新华书店原址的东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一个闻名遐迩的“长安书店”。如今,许多60岁以上的老西安,都还记得当年长安书店出的那些“小戏本子”。1943年,王淡如先生创办长安书店,自任经理,编辑出版以秦腔剧本为主的通俗文艺演唱材料。长安书店十年间,在他苦心经营下,出版各种形式的通俗读物一千多种,其中戏曲剧本五百多种,由于形式多样、价格低廉,长安书店出版物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有力地传播了陕西地方戏曲。

  长安书店年并入东风文艺出版社
  据史书记载,早在汉代,古都长安就出现了书市雏形,即中国最早的书肆——槐市,《太平御览》引《三辅黄图》:“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馨器物,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汉长安城已有固定的图书交易市场,主要顾客是诸生(读书学生)。
  唐代长安既是印刷术的故乡,又是唐王朝的首都,因而也是全国的出版业中心,历书等重要书籍大都是由这里出版并流通全国的。长安东市正是长安私营出版业的“书肆”所在地。书肆既是生产(雕印)书籍的作坊,又是出售书籍的店铺,因而又名“书坊”。后经宋、元、明、清诸朝代,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更新,西安的书市也不断发展,渐成规模。
  到了中华民国初期,在西安南院门、东大街和北大街已集中了一大批书店,成为颇具规模的三个书市,书店达四五十家。书市中的书店以民营书店居多。那时的书局、书店无批发、零售之分,除发行图书外,还兼有出版、印刷诸功能,即书店往往集编、印、发于一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堪称出版业产供销一条龙。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营书店采取团结、保留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书店营业萎缩,周转困难,甚至无法维持日常开支,而且图书质量无法保证。因此,私营书店陆续倒闭。至1954年,在西安影响较大的民营书店仅有十家,另外尚有二十余家私营小书店。有出版图书能力的私营书店仅有一家——长安书店。
  1953年至1954年,随着北京、上海的私营出版业改为公私合营的出版单位,西安个体书店也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10月,长安书店正式改为公私合营长安书店。西北行政委员会出版局副局长张性初为主任,在管理委员会下设编辑、出版、财务、排字、印刷、发行等小组,私方代表王淡如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公方代表李蜇生任副经理兼业务部主任。出版局还拨款为长安书店修建了后楼,积极扶植其开展业务,长安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走上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1961年7月,经省文化局报省委宣传部核准,将公私合营的长安书店合并于东风文艺出版社。由于长安书店自建国以来出版的戏曲唱本的发行范围遍及全国,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广,因此合并后对外仍保留长安书店名义,所有戏曲唱本、小型剧本均用长安书店名义出版;大型剧本、电影文学剧本则以东风文艺出版社名义出版。长安书店的编辑人员和编辑业务合并于东风文艺出版社,经理王淡如担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其出版、行政人员和门市部编制人员并于陕西人民出版社。“文革”后再没有用长安书店名义出书。 

  长安书店创始人王淡如先生
  王淡如(1899-1974),陕西西安人,自幼家贫,自学成才,曾任《新秦日报》编辑、编辑主任。1932年曾受聘担任《大公报》驻西安特约记者,并于1943年创办《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办理该报和一些进步书刊的发行业务。1949年,王淡如先生在“分销处”的基础上创办了长安书店,自任经理。地址就设在东大街原钟楼新华书店以东,今西安市文物商店旧址。
  王淡如先生十分热心群众文化事业,建国之初,该书店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西安市文联、文化局与该书店联合组成“西北通俗读物编委会”,出版群众性通俗读物,并由该书店负责向社会发行。剧作家田益荣、王绍猷、谢迈千、薛兰生、王槐蔚等,不仅是该书店出版物的撰稿人,且是业余编辑。在王淡如先生和编辑们的苦心经营下,长安书店出版物以形式多样、价格低廉,受到西北各省区戏剧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欢迎。长安书店先后出版以秦腔为主,也包括豫剧、京剧、歌剧、陕西快书、快板、音乐、山东快书、眉户、道情等文艺演唱材料1000多种。
  王淡如先生除担任主编和经理外,还写了不少剧本,先后创作秦腔剧本《东郭救娘》《吕母起义》《蔡伦》《五谷丰登》《秀女结婚》等,尤其是其根据同名吕剧改编的秦腔现代戏《二巧离婚》,反响强烈,多次得奖。另外,他还改编了传统秦腔剧目《辕门斩子》《铡八王》《打李厥》《打金枝》等。
  1961年,长安书店撤销后,王淡如在东风文艺出版社第三编辑室(戏曲编辑室)任副主任。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陕西省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候补委员、文艺支部负责人,陕西省第三届政协委员以及西安市人民代表等职。1974年病逝于西安,终年75岁。
 
  学生怀念王淡如先生
  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赵俊贤的《怀念王淡如先生及其长安书店》一文中写到:1951年,我从农村考入山城的商县中学就读。少年学生,未曾涉世,人小胆大。1952年寒假时,我坐在老家的土炕沿,爬在炕边的老式木箱上,写成一个近万字的秦腔剧本《还牛》。过罢年进城上学后,将稿子投寄长安书店编辑部。那时投稿,将信封右上角剪个小口,写上“稿件”二字,即可免贴邮票。大约一个多月,即1953年3月中,长安书店编辑来信,大意说你的“大作”写得很好,经我们润色后已上报“西北军政委员会通俗读物审查委员会”(记忆未必准确,大概是这个名称),待审批后即可出版。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很担心“审查”是否通得过。只好耐心等待,又过一月多,似为1953年5月初,学校门房通知我有印刷挂号邮件。原来是《还牛》样书两册,同时收到汇单,得稿费三十六万余,这是旧币,即现在的三十六元多。诚然,1953年的钱比现今耐用,可供我作几学期的零用钱呢!
  我打开铅印的剧本从头到尾细读一遍。天哪!编辑哪里是润色,简直是大改!对白改动较少,而唱词改动很多,甚至有些唱段竟是编辑重新写过。其时,一个十五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沉浸在出版作品的狂喜中,未曾有唱词写得不合格的悔恨心态,但是,感激编辑劳动的心情油然而生,而且,难以抑制。我乘兴向编辑写了一封感谢信。不几天即收到一封署名的来信。这是王淡如先生亲笔写给我的唯一信件。原信早已不存,只记得王先生轻描淡写地说,编辑加工稿件,是分内工作,不必言谢。他用了较多笔墨鼓励我多读文学作品、多练笔,甚至为我打气说:你有文学“天赋”,只要你刻苦努力,来日必将在文学事业上“有所建树”。信虽散失,“有所建树”四字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
  原来我只知道王淡如先生会编剧本,因为我在书店见到他改编的戏曲唱本,也知道他在书店工作,别的知之甚少。1957年我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后,去市中心东大街长安书店拜访王先生,方知他是书店经理,又负主编之责。长安书店坐北朝南,底层是书店的营业柜台,后院木板楼上是编辑部。王先生的办公室是隔开的一间小屋。先生中等个头,微胖,慈眉善目,满脸浮现出自然的微笑,说话低言慢语。他祝贺我考上大学,并说这是难得的深造机会,要珍惜它。我不断点头称是。
  1958年,为了开展勤工俭学,我去找王先生。先生安排我在长安书店作业余编辑,一个星期去上两个下午的班,似乎一下午付酬四元。一月有三十二元收入,这在当时委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为此,常有同学起哄,要我请客。所谓请客,无非是去马坊门的油泼面馆饱餐。其时,一碗令人垂涎的油泼面大约也只需一角几分钱,这客自然请得起。
  长安书店撤并后,我去看过王淡如先生。他显得寡言,我不便呆坐,起而告辞。“文革”中,大约是1968年初秋,我在和平门里行走,邂逅王淡如先生,二人站在街边小聊片刻,当时不便长谈,匆匆分手。想不到,这就是和老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不曾终生从事文学创作,而是从事高校文学教学与文学学术研究;但从宏观角度区分,还属于文学事业领域。王淡如先生是我的文学启蒙恩师,王先生是一位值得敬重、值得怀念的文化人,是陕西现代出版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位出版家。长安书店,是一家值得载入史册的出版社。所幸陕西《出版志》较为客观地叙述了他和他所创办的长安书店。
  (本版资料主要来源:王新民著《走马书林——中国图书出版调查报告》,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