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夏日的清晨，热气已悄然弥漫。晨光如揉碎的金粉，热烈地倾撒在总理府旁那栋公寓楼的墙面上。这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公寓楼，带着惺忪中的燥热，在炽热的晨霭里静静矗立。公寓楼外观带有巴洛克的味道，但没有更多繁杂雕饰，唯有墙面上斑驳的痕迹，在晨光中默默诉说着岁月过往。怀揣着崇敬之心，我伫立在公寓楼下，依照门禁前铭牌提示，选中伊沃·安德里奇的名字，等待着那扇住着诸多房客的铁门开启。在国内，知晓安德里奇名字的人似乎不多，寻常书架也难觅得其著作的身影，人们谈论文学时，鲜少提及这位将巴尔干沧桑融入灵魂的南斯拉夫作家。我对安德里奇的知晓，还是偶然读到他的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以后。
　　这是一套普通的四居室带客厅的公寓，大约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屋内布局简洁而规整，装饰极为简单，没有华丽摆件，没有精美壁纸，却处处弥漫着沉静的文学气息，恰似安德里奇的文字，质朴中蕴含深厚力量。
　　进门最先步入的是陈列室，这是屋内最大的空间。在两面紧挨着墙壁摆放的长排玻璃展柜中，有序地陈列着安德里奇从1892 年到 1975年间的诸多珍贵物品，有他人生历程的照片、象征荣誉的证书、初版的作品以及闪耀着光芒的勋章。在房间的另一角，有个深绿色沙发，孤零零地散发着沉稳而静谧的气息。这里是安德里奇写作之余，惬意地翻阅报纸、聆听广播的专属之地，承载着他创作间隙的片刻休闲与放松。在沙发的一侧，摆着一台老式电子管收音机。当年，作家闭门写作的漫长岁月里，正是这台收音机，源源不断地为他传递着外界的讯息。展厅的正中央，陈列着两套服装，一套是作家常穿的西服，一套是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穿的礼服，作为非文学的生活用品，似乎有着某种象征意义。
　　书房，无疑是故居的灵魂所在，也是安德里奇与世界的对话之地。书房的大小与陈列室相同，两面墙排着高高的书柜，书柜上的书籍涵盖历史典籍与文学名著，洒落在书脊上的晨光，给书籍镀上一层滚烫的光晕。书房摆着两张书桌，一张在书柜前，一张在窗前。书柜前的橡木书桌上，桌角放着两本发黄的书，摊开的大规格笔记簿上放着钢笔，旁边放着眼镜，仿若作家写作累了出去做短暂休憩。桌角的老式台灯高悬在上头，在晨光中透着岁月温情，仿佛仍在等待主人伏案的身影。
　　二战前，安德里奇曾长期在外交领域工作，先后出任南斯拉夫王国驻奥地利、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外交使节。1941年，法西斯铁蹄无情践踏巴尔干，南斯拉夫陷入黑暗深渊。安德里奇拒绝与法西斯的任何合作，被软禁在这所公寓里，出门呼吸自由空气都成奢望。然而，这段无法走出家门的日子，却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他选择以闭门写作对抗暴行。正是这段闭门写作的时光，让他对人性、历史与命运有了更深刻思考，最终孕育出震古烁今的“波斯尼亚三部曲” —— 《特拉夫尼克纪事》《德里纳河上的桥》《萨拉热窝女人》。
　　紧挨着书房的客厅要小一些，这里是安德里奇接待友人之处。浅色沙发已很陈旧，沙发后面挂着几幅油画作品，沙发前圆桌围着几把椅子，仿佛还能感受到作家与友人围坐桌前，抨击时事、畅谈文学的场景。只是在法西斯肆虐那些年，这样的场景被长久搁置，客厅里只剩孤独的寂静，唯有书房的灯光，在酷暑严冬中坚守着文学的温度。1961年，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这间朴素的客厅被记者挤满，欢庆喜悦的气氛久久不散。这份荣誉意义非凡，这不仅是南斯拉夫文学的骄傲，更是巴尔干地区获此殊荣第一人。
　　二战后，安德里奇担任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他对中国深有好感，1956年9月底，安德里奇受邀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七周年庆祝活动，他结识了周总理，见到了毛主席。彼时北京，处处洋溢喜庆氛围，他走在街头，感受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自豪，为这个古老国度焕发出的生机所震撼。他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他与中国文人学者围坐交谈，为两国文化交流搭建坚实桥梁。他参加了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活动，深情缅怀鲁迅。他说，鲁迅的文字像一把锋利的刀，剖析社会弊病，照亮人类灵魂深处的幽暗。或许正因两人都曾在动荡岁月里以笔为剑，这份跨越国界的共鸣才愈发强烈。
　　1975年3月13日，安德里奇在贝尔格莱德与世长辞，结束传奇而厚重的一生。但他的文字从未沉寂，它们如同德里纳河的流水，带着巴尔干的泥土芬芳，在时光河道里静静流淌，化作巴尔干民族温热的精神慰藉，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永不褪色的珍珠。
　　离开故居时，老者依旧站在门口，浅色衣衫在晨光中尤显清爽柔和，那双曾紧紧盯着我们的眼睛，此刻透着淡淡的暖意。告别的时候，他轻声说了句：“希望你们能读懂他的文字。”这句话如同晨风送来的一粒种子，轻轻落在我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