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离端履门已经十三年了，经常想起，却无颜重游故地，只能在心里说声对不起。
　　1998年8月，我从陕南山区调入西安市工作，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志得意满。喜上加喜，我还在端履门买了房子。老家亲戚都说：“你这下住进西安市的白菜心了。”
　　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遥想当年，端履门与东大街交会的十字路口，曾是西安市最繁华的所在。东南角屹立着与戊戌变法同年的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有驰名中外的华侨商店，西北角的五一剧院让戏迷流连忘返。
　　每当黄昏，抬眸西望，巍巍钟楼矗立在夕阳中，诉说着六百年的沧桑巨变。千米之内，金店林立。西北影城、钟楼书店、钟楼邮局、钟楼饭店、开元商城如翡翠镶嵌。从早到晚，这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然而，顺着端履门向南走，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两侧老院子神秘幽深，一砖一瓦都镌刻着明清、民国官宦大户的奢华。尽管早已易主，杂乱中仍藏着往日的辉煌。西安高中的读书声越过墙头，卧龙寺的钟声时隐时现，供香味醒脑提神，不远处的碑林博物馆更能让浮躁的心灵骤生敬畏。想热闹了，抬脚可进东大街；想清静了，学校、寺院、博物馆几步即达。
　　这样兼具商业繁华与历史文化的地方，我缘何畏惧呢？
　　2009年10月15日，拿到驾照不久的我开着新车上路。刚出小区门右拐，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哐”地倒在车前方，发出轻微的“哎哟”声。
　　我脑子“轰”地一下，连忙下车查看，发现她离我的车竟有三米远。她衣着陈旧，肩袖脱线处露出起球的内衣，布鞋糊满泥巴，仅少许地方能看出枣红色条绒面料，一看就是城外农村人。她的二八自行车油漆剥落，铃盖锈迹斑斑，后座大筐里的青苹果滚落了一地。
　　直觉告诉我她在碰瓷。我厉声说：“我离你这么远，碰你哪儿了？想碰瓷，找错人了！周围全是摄像头，别想赖我！”
　　那女人止住“哎哟”声，眼泪汪汪地说：“姊妹说话咋这么难听？你‘呼’地一下冲出来，把我吓着了，车头没把稳，栽了。早上刚摘的苹果都摔烂了，卖不成了。”
　　“这么宽的路，各走一边。我没碰你，你自己摔的，跟我有啥关系？”我斥责道，“你那苹果又绿又小，怕是卖不出去了，故意找茬讹人吧？”
　　女人越发委屈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围观者渐多，我更加理直气壮：“大清早的，我赶时间。要讹人，找别人去！”说完，我倒车想走。
　　女人吃力地站起来，似要拦车：“你走了，我的苹果咋办？”
　　“关我啥事？少拦我！我一天不上班损失好几百，你赔得起吗？想挣钱找正经门路去！”我踩油门离去，从后视镜看见她浑身发抖，一边哭，一边捡苹果。三两路人在帮她。我原本想笑，却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没笑出声。
　　到办公室后，我跟同事感叹碰瓷花样多。回家又跟家人讲，感慨人心险恶。女儿轻声说：“或许，她不是想讹你呢。”读研的侄女则说：“老姑，小区出口与端履门路是直角夹角，有视线盲区。你肯定是开车太急，吓着她了。农村人来城里卖点东西，挣不了几个钱，你还这么说她，忘了你也是农村出来的？”
　　侄女的话像利剑一样刺中了我。是啊，我也是农村出身。母亲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父亲从部队复员后，曾从商州挑着鸡蛋，步行去西安卖。爬麻街岭，翻秦岭。那时候，班车还没有开通。有一次，父亲在秦岭顶上滑倒，两筐鸡蛋全碎了。他竟用手掬着，喝完了地上的蛋液。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吃鸡蛋了，闻着味都恶心。父亲当年的窘迫，与那女人捡苹果时的无助何其相似？
　　我脸上一阵发烫，悔意翻涌。取了一百块钱，叫上女儿和侄女，沿着端履门南北方向开始寻找，又顺着东木头市、东厅门走到东县门。我们往北找到东大街，往南寻到柏树林、文艺路，往西找到南大街，右拐到钟楼，再右拐沿东大街折回端履门，直到深夜才无功而返。三人一路沉默，心思却截然不同。
　　从那天起，无论开车还是步行，我都在寻找那位大姐，这一找便是余生。
　　2011 年搬至东郊，2017 年又搬至北郊，其间两次回卧龙寺礼佛。除了为至亲祈福，就是向佛忏悔。祈愿那位大姐生活安好、身体健康。
　　五千多个日夜过去了，我对端履门既思念又畏惧。那位大姐的身影时不时浮现眼前，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让我情怯至极。
　　我常常对着端履门的“端”字自省。“端”字从战国起就指品行端正，古籍释义离不开“直也”“正也”。当年朱元璋皇帝规定秦王府砖城南门为“端礼门”，官员觐见前，必须在此正冠端履，这才有了后来的“端履门”。这个“端”字让我心生畏惧，不敢直视。长371米、宽22.5米的端履门，像一面大镜子，照得我体无完肤、无地自容。
　　大姐安好！恕我那一次张狂，容我用余生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