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曾引用他的朋友罗伯特·哈特给他的信说：

　　在中国某些地方可以遇到大村落，其中只有一姓人居住；例如在某一个地方有三个村落，每个村落各包含二千或三千人，其第一个姓马，第二个姓羊，第三个姓牛。

　　通过姓氏的磁力场，聚族分布，自成村落，相对封闭独立，并带有极强的抗融性和排他性，即便因战争等原因迁徙流动，也不是以家为单位，而是以族为单位，“永嘉之乱”后出现的“侨”姓就是由中原流徙江南的贵族大姓。这是姓氏地域分布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造成地域文化的多姿多彩、风情各异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形成社会组织中的大小网络形态也起到了强化作用。
　　氏族门第与政治权力及文化资本的关系亦极为密切。《新唐书》中说：“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九曾统计说：“唐之宰相，最重世族，裴氏、崔氏、张氏最著。裴氏五房，宰相十七人；崔氏十房十七人，张氏十七人，韦氏九房十四人，刘氏七房十二人，萧氏二房十人，窦氏二房六人，杨氏、杜氏皆十一人，王氏三房十三人，郑氏二房九人，魏氏六人，卢氏八人，高氏、韩氏、赵氏、郭氏各四人，陆氏六人，武氏、苏氏五人。其三人而下者不与焉。李氏最繁，陇西四房，宰相十一人；赵郡六房十七人。唐高祖系出兴圣皇帝暠，暠子歆，歆子重耳，凡四传，为高祖昞，世祖虎，以至高祖。三十七房，宰相十一人。此外有柳城二李氏，一契丹酋长，徙京兆万年，一本奚族。高丽李氏、鸡田李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代北李氏、沙陀部落，皆赐姓。范阳李氏，自云常山愍王之后，三公七人，三师二人。”唐朝宰相共三百六十九人，分属九十八族，其中士族出身的有一百二十五人。朝廷对氏族谱系很重视，有唐一代官修谱牒不断出现，“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因此，即使“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唐代已经是门第社会的晚期，典型的士族门第指的是东晋时期，变质与变化的门第与门阀社会是南北朝时期，因为都有较充分的研究成果，此不赘述。
　　此外，先秦时期的“同姓不婚”“异氏不婚”；汉代王莽的禁二名、推行单名；六朝贵族命名多用“ 之”“道”等字，虽父子不避家讳，不嫌同名，甚至有祖孙三代共用“ 之”字者；魏晋以来少数民族改汉姓汉名与汉人改少数民族姓名；唐人喜以行第相呼；宋代名字多呈老态；元明以来下层社会多用数字名……凡此种种，都是姓名发展过程中很独特的现象，前几章曾做过许多引述。但这些姓名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们是历史的折光，是特定的时代精神与社会意识在姓名符号的深层结构中的积淀。
　　“ 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掀起过一个改名的热潮。1966 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女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后，改名风潮霎时涌起，一时间原来名字中有富贵、进财、光宗、耀祖、仁智、孝悌、淑芳之类的纷纷改名。“文革”后期，江青还经常亲自为别人改名。据胡学常《江青与小靳庄》一文记载，1974年6月，“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正在高潮，江青来到小靳庄。这时“孔”“周”等也成忌讳。“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女社员王淑贤刚自报家门，江青就说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其任选一个。有叫于瑞芳者，江青认为“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王孝岐这个名字更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改名“王灭孔”。妇代会主任周福兰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然后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遂为其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 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通过改名这个历史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大时代的大脉络。
　　饶宗颐曾说：“人是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人名是他们的标志，离开了人名，一部二十四史，真是无从说起!因此，人名的研究亦是治史的一把钥匙……”通过拼接支离破碎的姓名史料，把玩经时间的长河淘洗打磨过的珠贝，我们就能穿越时间的隧道，步入历史的腹地，观赏往昔那些色彩绚丽的画面，倾听那些曾经嘈杂而喧嚣的声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