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君上对臣下也称字。据顾炎武考证，晋代以后人主对臣下多不称名。蔡撙为梁吏部尚书侍中，有一次，梁武帝设饼宴招待诸大臣，蔡撙也列席。武帝频频呼唤蔡撙的名，蔡撙竟不答，食饼如故。武帝知道他因称名而不高兴，于是改称蔡尚书，蔡撙这才放箸答应。武帝便问：“你刚才还好像聋人似的，现在为什么如此敏捷？”蔡撙回答说：“我好赖也算是贵戚，并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如此轻慢地以名呼唤。”武帝听后面有惭色。另如，北魏的王昕对汝南王悦自称“元景”，北齐的祖珽对长广王湛自称“孝徴”，隋时崔颐《答豫章王启》自称“祖浚”，王贞《答齐王暕启》自称“孝逸”。唐太宗时，封伦、房乔、高俭、尉迟恭等，并以字为名，这是因为君主常称臣下之字的缘故。“其时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后世所不能及矣。”从呼名还是称字这一细节，也能略窥出君臣之间的人际关系究竟是和谐默契还是对立紧张。
　　五、号以美称
　　古代对人的称谓，除了名字之外，还有号。号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自号、别号、法号、道号、室号、堂号、绰号、谥号、称地望、称官爵、称行第等各类情况。关于号的性质，《释名》中曾解释说：“号，呼也，以其善恶呼名之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名和号的不同意义做了辨析：“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命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周礼·春官·大祝》“辨六号”注：“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说明号本来是指公众对某人评价的称呼，这种评价多涉及道德上的善恶和行为上的美丑。关于号产生的时间，顾炎武曾这样总结道：

　　自夏以前，纯乎质，故帝王有名而无号。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号。而德之盛者，有谥以美之，于是周公因而制谥，自天子达于卿大夫，美恶皆有谥，而十干之号不立。然王季以上不追谥，犹用商人之礼焉，此文质之中而臣子之义也。

　　顾氏认为号产生于殷商以后，对“德之盛者”则加谥以赞美，周公制谥后，上自天子下到卿大夫都有谥，谥可分为美恶两类。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下面分别具体谈一谈。
　　自号
　　自号一般是由自己拟定的，它与名字不一定存在语义上的联系，但往往能透露出主人的志趣理想和人生态度，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和诗人作家，愤世嫉俗，特立独行，在自号上也能表现出来。
　　东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并曾作传以自况：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个自号和这段自传，将这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表现得生动真切，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傲骨衷肠跃然纸上。元代杂剧和散曲作家马致远，号东篱，就是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表明他对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娴雅散淡的仰慕和对黑暗污秽现实的愤憎。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则取陶诗“结庐在人境”一句作为室号名“人境庐”，也传达出他的理想和追求。
　　唐初王绩号东皋子，又自号五斗先生，并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作《五斗先生传》以自况：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