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被誉为民间叙事文学的活化石,是黄土高原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主要流行于榆林、延安等地。早期从艺者多是盲人，依靠师承关系口耳相传。他们怀抱三弦或琵琶作为伴奏乐器，腿绑甩板，自弹自唱，说唱间夹杂叙事。说书题材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演义等。作为一种口头文学艺术，陕北说书的发展曾举步维艰。1936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盲艺人在边区“文协”的扶持下获得新生。1939年11月，边区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成立，组织成立了陕北说书组。说书艺人韩起祥在协会帮助下，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新书改造运动，以革命为题材编写新书，其中《刘巧儿团圆》《二流子转变》《张玉兰参加选举》产生广泛影响。
　　一、陕北说书发展变迁的动因
　　有关陕北说书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清朝《榆林府志》，这项传统曲艺项目早年多以“爱恨情仇，因果报应”为题材，由于盲艺人为维持生计在说书外还进行祈福求雨、敬神驱邪等封建迷信活动，陕北说书在20世纪初被视作落后、低俗的曲艺项目，生存环境一度比较艰难。其发展的真正转折点是以延安文艺为背景掀起的“改造说书”运动。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注意到了传统民间曲艺在宣传上的特有优势，着力改造说书。建立了一批说书培训班，扶持韩起祥等传统民间说书艺人。自此，陕北说书从民间传统曲艺项目转变为了中国共产党开启民智、宣讲时事、推广政策的重要宣传工具之一。新书、新词、新曲调的出现，让陕北说书彻底焕然一新。而究其发展变迁的原因，则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因素。
　　（一）内部因素。陕北说书人一代代的摸索与实践是陕北说书不断发展的内部动力。早期从事说书的大都是盲人。他们出身贫寒，身份低微，长期依靠师徒关系传授说书技能。上世纪70年代，明眼人开始逐渐加入说书的阵营，促使陕北说书由“坐台唱”转向“舞台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陕北说书的表现形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社会更加开放与包容，不少女性也开始加入到陕北说书的阵营，她们大多能够使用电子琴、架子鼓等西洋乐器，说书更迎合现代人喜好，偏重娱乐化。
　　（二）外部压力。串乡说书的艺人们除说书外还参与着请神、参神等具有神巫色彩的民族宗教信仰活动仪式。常年战乱与落后的经济环境使得封建迷信思想在陕北地区民众心中根深蒂固。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在陕甘宁边区改造旧文艺工作，使传统曲艺发挥联系群众、开启民智的作用。1945年《解放日报》指出“必须承认旧艺术与群众的不可忽视的历史联系”。改造说书运动也成为党收编“民间曲艺”传播官方话语的重要方式。其中，韩起祥一马当先取材生活，创作了一批反映边区实际状况、针砭时弊的新书。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娱乐活动更为丰富，陕北说书的影响日渐衰微，但在官方的引导和保护下，由曹伯炎、甄三梅表演的《看延安》《看今朝》等产生于新时代的“新书”被搬上舞台，在21世纪仍发挥着教育宣传的作用。
　　二、新时代下陕北说书的创新发展
　　（一）形式转变：从“坐台书”到“舞台书”。长期以来，陕北说书都是盲艺人的谋生手段。随着明眼人成为说唱的主体，陕北说书的表演形式从传统的“坐场说唱”转向“走场说唱”，并从单人自弹自唱开始转向多人集体说唱，说唱与伴奏分工更为明确。主说者可以走动起来模仿人物的动作与神态，使说书生动有趣，表演性色彩更为浓厚，走向舞台化发展的道路。而在此趋势的影响下，长篇书目很难被完整地搬到舞台表演，说书艺人只能截取部分片段演绎，说唱内容被简化，一些用于描写与渲染特定事件的经典书套被完整再现的机会越来越少。再者，为了吸引更多受众，陕北说书开始脱离民间说唱向戏剧化发展，说书人一改叙述者的角色，采用扮相登场，以此吸引观众，使得舞台化转变为陕北说书增添了戏剧性的同时，也模糊了其自身的特性，失其本真。
　　（二）影响范围：从“小圈子”到“大舞台”。陕北说书由名可知是一个有着清晰地理区隔的传统曲艺。过去陕北地区经济落后，陕北说书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加之盲艺人还兼有占卜、算卦等“职能”，“陕北农民没有请说书先生来家里说书的，恐怕就没有。”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电视、互联网进入寻常百姓家，陕北说书逐渐被排挤出乡村娱乐的中心地位。但近年来，国家加强构建文化自信与建设文化强国，传统文化得到重视，陕北说书开始被频频搬上大舞台。先是陕西省内主持举办的各项“陕北说书大赛”，随后又有《刮大风》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实现了陕北说书与交响乐的完美融合。再到“巴赫希国际艺术节”暨乌兹别克斯坦首届民间口头说唱艺术节上，来自中国陕西省的“陕北说书”艺人受邀代表中国参演，助力两国文化交往，陕北说书彻底走出了陕北的“小圈子”，迈上了国际“大舞台”。
　　（三）媒介渠道：从“现场演绎”到“网络直播”。近几年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曲艺网红”不断涌现，受众狭小的陕北说书超越了快板、相声等成为网络新星。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撰文鼓励更多曲艺界的老艺术家搭乘“网络快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陕北说书传承人张小飞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网络直播让他成了“网红”。“互联网+陕北说书”的表演形式让张小飞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拥有了30万粉丝。我们也更欣慰地看到，短视频与网络直播的出现并没有取代陕北说书的现场演出，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一方面，网络直播间中的陕北说书吸引了更多受众从走近陕北说书到走进陕北说书的表演现场；另一方面，意犹未尽的观众们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反复品味地道的陕北说书。
　　三、新时代如何推进陕北说书创新与普及
　　（一）内容创新：回归群众。1946年韩起祥先后受邀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说书，其中毛主席对韩大加赞赏，并建议他多说农村题材，今后还要长在农村，了解学习工农兵，编写工农兵，演唱工农兵。韩起祥记在心里，聆听群众心声，取材现实生活,编演了一批反映边区战斗生活的新书，被誉为三弦战士。正是关注社会题材、重视大众需要，陕北说书得以在改造说书运动后焕发新的生机。如今，同其他传统曲艺项目一样，陕北说书面临着如何创新的问题。新时代怎么说书，说什么样的书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在重新考察了陕北说书的发展脉络后可知，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文艺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人的问题。陕北说书来自群众，也应回到群众中去。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作品才能真正被人民接受与喜爱。许嘉璐曾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在快速发展中最易丢失的就是精神和传统。”面对高速发展的新时代，陕北说书应该发挥早期说书艺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优良传统，谱写新时代的新书。2021年9月，陕北说书从艺者马美如在全运会闭幕式上表演的《超越》，就书写了新时代的精彩，反映了当代人们的新生活。
　　（二）渠道创新：KOL助力传播。近几年来，传统陕北说书人贰强、马美如开始利用网络走进大众视野。在快手、抖音等平台上两人的视频点赞量均在1w以上，部分热门视频点赞量甚至超过20w，足见乘网络之风成长起来的“曲艺网红”的影响力。如贰强发布的《特殊时期·多保重》《新冠变异》等宣传作品的出现，以陕北说书的形式劝说大家配合疫情防控政策，共同抗疫，侧面反映了陕北说书从艺者正借助网络媒介发挥作用，影响广大受众。尽管说书从艺者的表演舞台从线下搬至了线上，但他们仍然明确说书艺人的本职，借助网络发挥自身影响力，传播陕北说书。
　　（三）政策利好：推进艺术普及。陕北说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亟须国家政策的保护与扶持。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省榆林市考察。在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听罢说书后，习近平带头鼓掌：“我特别喜欢听三弦，很有韵味，一方水土，才能弹唱出这个味道来。”党和中央的重视对传承和保护陕北说书意义深长。各地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由于其特殊的公共文化属性，在推进陕北说书的普及与创新层面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大到市级文化馆小到村级的文化活动室，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文化产品并辐射周边地区的同时，也是连接国家文化建设整体部署与人民群众实际文化需求间的桥梁。近几年，延安曲艺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坚持推动陕北说书走进学校、社区等公益性场所，同时开设培训班，办展厅，使群众直观地感受到陕北说书的魅力，以沉浸式体验促进陕北说书的普及。
　　孙宏亮教授曾这样评价陕北说书：“由简单的行乞歌，发展为具有浓郁的劝世主旨、固定文本体制和表演仪轨的艺术形式，并成为推动文学史和人类口头文化演进的巨大动力。”陕北说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演进，实现了题材、音乐、表演场合、表演主体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造。由单一到多样、由平面到立体的变化，反映了说书形式的历史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陕北说书顺应潮流向外传播，也割裂了与地域民俗文化的密切联系。语言的简短化、合成乐器的采纳以及其他曲艺形式的并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陕北说书浓郁的地方特色。因此，在推进陕北说书创新与普及的过程中，我们仍需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