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松《朱元昊墓志》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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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松松《敢于能凭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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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松松《自作诗六首》

    王松松《宽宏温厚联》

    王松松《蒙古马精神选抄》

    王松松 简牍《交友名句选抄》

　　汉代篆书作为古文字的终结者和延续者，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小篆作为汉代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这些汉代遗存对研究小篆在汉代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我们今天的小篆取法提供了更多可能。
　　从整体上来看，汉代流传至今的篆书资料是相当丰富可观的。但是从目前对汉代篆书研究现状来看，对汉代篆书进行深入地、系统地研究的书籍是很少见的。从现在存有的著作资料来看，取得了非常珍贵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王镛《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等。
　　一、汉代篆书发展概况
　　（一）汉代篆书概述
　　篆书在汉代已经不是应用性书体，但还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使用。随着隶书体的逐渐成熟，取代篆书成为汉代官方正体，篆书则被尊为古体，其在实用性上逐渐消亡，但在艺术上是发展的。因在各种书体中最富装饰性，所以篆书多施用于一些特殊的器物上，如宫殿题榜、礼器题铭、铜器款识、碑额柩铭、印章钱币、瓦当砖文等。
　　西汉前期，一些启蒙的字书仍然用篆书传抄，西汉后期才陆续改用隶书。一般的读书人对篆书已经比较陌生，尤其是对先秦古文，更是不能识读。由于研究和传授古文经学必须要懂古文字，这是治古文经学的初阶，而古代学童入小学识读文字，故将文字学称之为“小学”。
　　东汉时，社会上一些人写字随意变乱，向壁虚造，俗儒因不通文字学，讲解经义也凭空主观想象，随意穿凿附会，廷尉解释法律，甚至用拆解的方法来解决。鉴于这些情况，古文经学家许慎撰写了《说文解字》，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保存了大量的篆体字，是识读和研究古文字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汉代篆书有两个特征，其一，融入一些隶书的偏旁和结构，其字形整体偏方；其二，笔画盘曲形成装饰化。多见于碑版、碑额题字，
　　风格丰富多变，一碑有一碑之面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跌宕不拘、烂漫多姿者。如《西狭颂》碑额篆书，方折处劲健而轻灵，圆转处宏阔而飘动，结体严谨活泼，呈现出恣肆雄伟的气象。

    《西狭颂》篆额

    《韩仁铭》篆额

　　二是优美从容、圆转流丽者。如《华山庙碑》《郑固碑》《韩仁铭》《孔宙碑》等碑额及《袁安碑》《袁敞碑》《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等篆书，这是汉代篆书的大宗。继承秦篆古法而风格稍异，其字形饱满宽博，笔势婉转圆劲，结体方整沉稳，雄肆中透出几分端雅。横向纵敛合度，俯仰有法；转折处或圆或方，或提或按，难窥端倪。
　　三是方整斩截、恣肆朴拙者。如《张迁碑》篆额、《鲜于璜碑》篆额，其用笔方圆兼备，藏露互现，俯仰得体，笔势起伏屈伸，结字亦茂密。

    《张迁碑》篆额
《鲜于璜碑》篆额
    《白石神君碑》篆额

　　四是雄浑厚重、寓巧于拙者，如《白石神君碑》《上尊号奏》篆额，笔画粗重，雄浑圆厚，装饰性和古意兼具。
　　（二）碑刻篆书
　　严格意义上的碑刻，在西汉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都不以“碑”称名，如《群臣上醻刻石》《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画像石题记》《霍去病墓墓石刻字》等，数量不少，但形制比较简单，不过风格也较为多样。前四种体势较开阔，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第五种出于新莽，结体严谨工美，瘦硬而不失婉转，具有独特的意味；后面一种则间或夹杂着隶书的形意，显然受到了隶书流行的影响。

    《袁安碑》

　　东汉以后，碑刻大兴，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代表性的有三类：《嵩山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体势方正茂密，笔画圆劲；《袁安碑》《袁敞碑》，体势宽博，笔势流畅而略兼隶意，用笔有清晰的起伏提按变化。一般认为，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祀三公山碑》，杂糅了大量的隶书笔势，有些字几乎与隶书无异，单字撑满字格，而通篇布局错落，这既不是由篆入隶的过渡书体，也不是书写者有意为之的艺术创造，而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
　　（三）碑额篆书
　　现存的两汉时期的碑额较少，因多用篆书书写，被广泛地称为篆额，是我们研究篆书在汉代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篆书在汉代碑额中留存较多，风格也更加丰富。篆书与隶书相比，毕竟是古老的字体，有其庄重的意义，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阙铭额》（阳文）、《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孔君碣额》、《郑固碑额》、《孔宙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额》、《尹宙碑额》、《王舎人碑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赵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郑季宣碑额》、《樊敏碑额》、《赵菿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尚府君碑额》等。
　　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秦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画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画，别具一格。
　　（四）铜器铭文

    《新莽嘉量》

　　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汉金文录》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笔画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如《寿成室鼎》《新莽嘉量》《长杨鼎》《黄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钟》《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画随意自如。如《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钟》等的铭文。《新莽嘉量》在汉代铜器铭文中独具特色，书体为纯正的小篆，圆瘦茂密，横势笔画略呈弧曲，细腰长脚纵势已极，使字形重心上移变得格外分明。加之行列整齐，更加突出了字势的雄强挺拔和章法的舒朗，是汉篆的变雅之作。总的来看，无论内容还是书写，都比较简略，无法和此前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中也形成了特色。
　　（五）砖文和瓦当

    《延年益寿》瓦当

　　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如《延年益寿》瓦当。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画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六）墨迹

    《张掖都尉棨信》

　　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阴阴柩铭》和《张掖都尉棨信》，应当都是所谓“幡信”一类的作品，笔画盘曲、穿插，婉转妩媚，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或强调撑满字格，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七）汉印
　　在两汉时期除了在碑刻中大量使用篆书外，在汉代印章中篆书也被广泛使用。汉代印章的字形笔画简明、直率，横平竖直，空间分布均匀，左右对称，在书法艺术中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用笔上字体转折处多用方笔，取代了原来篆书中大量的圆转，从而使汉印整体上归于简单明了，少了繁琐复杂。
　　印章在汉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象征着权力的同时也是人们验明身份或者保佑平安的吉祥之物。其在镌刻文字的过程中也是颇为讲究的，由于印章的尺寸大小就在方寸之间，故汉印文字也就限制在这方寸之内，必须将篆字压缩在这仅有的范围内。将篆体结构加以变化并巧妙安排，故常常将原本向下延伸拉长的笔画改作弯折盘绕的态势，在字形处理上偏向方正，呈现出丰富的线条和空间美感。
　　二、汉代篆书的风格及艺术价值
　　（一）汉代篆书的风格
　　地域文化的影响作用明显。如果说以道、儒思想取代法家思想促使汉代审美趋于开放，那么，地域文化对于汉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说道：“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
　　与北国文化不同的是这种弥漫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南国楚文化，充满了想象、神人交织、赤兔金乌、羽人戏龙……就像屈原《离骚》中所说的那样，“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注重雕饰、充满想象，是其显著的审美特征。汉赋、汉帛画、汉雕塑、汉画像石等无不彰显着这种缤纷浪漫的情怀。
　　通过把《袁安碑》和其他时期的典型篆书字形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汉代篆书线条一改秦篆的“玉箸”式样，提按波变，跌宕流动，充满了节奏的变化。起笔时或藏或露，少有雷同；收笔处或作悬针，或为垂露，姿态万千；转折处或提或按，虚实相生。

汉《袁安碑》和其他时期字形对比

　　瓦当铭文更能随形布势，随意生态，活泼多变。缪篆屈曲回环，鸟虫篆，笔画作鸟、虫、鱼状，更是将篆书的装饰意味、浪漫色彩发挥到了极致。
　　“圣人立象以尽意”，汉代流动瑰丽的篆书，所表达的正是汉代追求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森严的秦文化之“法”与浪漫的楚文化之“意”在汉代篆书里交融，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
　　（二）汉代篆书的艺术价值
　　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兴起，碑学得到发展大放异彩，由于偏爱古拙质朴的天然事物，因此质朴醇厚的汉代碑刻成为了创作参考的范本，汉代篆书研究重新回到了人们视野，同时也迎来了篆书艺术的高峰。除了其本身的书法艺术之外，其对于篆刻、刻字也有一定的影响。后世许多篆刻家从汉篆中获得启发，这些创作启发清代中晚期篆书取得飞跃性的发展，这种飞跃性主要是在邓石如篆书影响下形成的，邓石如创作的篆书受汉代篆书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自己独特的篆书风格，使其自成一派。除了邓石如在汉代篆书中取法外，还有许多有名的篆书名家，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汉代篆书进行了一定的研习，使得他们的篆书各具特色。
　　汉代篆书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在中国篆书的发展史上代表着新奇与变革，既具有时代的烙印，也存在独立的艺术语言。通过历史留存的丰富史料得出，汉代碑刻篆书所表达的风格特征是非常丰富多彩、独树一帜的，其在书法史上体现出了非常高的艺术价值，为我们后人所惊叹。同时，也给予后世书家在学习应用中深刻的影响与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华人德著。南京：南京教育出版社，1999
　　【2】秦汉篆书/黎东明著。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
　　【3】汉碑说略/徐玉立著。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
　　【4】汉碑集释/高文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
　　【5】碑刻文献学通论/毛远明著。北京：中华书局，2009
　　《张迁碑》篆额 《鲜于璜碑》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