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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面孔
王祥夫:写小说是努力让自己浮出水面大口呼吸




























  今天,本报新设专栏“对话·面孔”与您见面了。本专栏每期约请一位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家对话,突出权威性、指导性和现实性。今天刊发本报与鲁迅文学奖得主、短篇之王王祥夫的对话,以飨读者。
  栏目主持 秋川



  王祥夫,辽宁抚顺人。当代作家、画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米谷》《生活年代》《榴莲 榴莲》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顾长根的最后生活》《狂奔》《油饼洼记事》等三十多部。曾获第一届、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第十三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等。《鸟巢》《油饼洼记事》《婚宴》《愤怒的苹果》等中短篇小说被翻译为英、法、日、德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表。《怀孕》《儿子》《回乡》《西风破》《驶向北斗东路》等小说被改编为电视、电影。美术作品曾获“第二届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奖”“2015年亚洲美术双年奖”。

  文化艺术报:当年鲁迅文学奖对您作品的评价“关注弱势群体的人性光芒,对生命和人生的深刻揭示及独特的艺术手法”非常准确。为什么这么多年您会对这种“弱势”或者“底层”人物的生活格外关注?
  王祥夫:这个问题,我好像是既能说清又说不太清,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是我们那个城市里住高干的地方,一共七栋灰砖楼,我家人多,住了两套,门对门两套,四间,两个厨房两个卫生间。就我们那个院子,曾经住过一个市长,四个副市长,其他像什么局长组织部部长就太多了。我从小十分熟悉干部家庭的生活,人的习性是,对自己熟悉的东西往往不大感兴趣,而对不熟悉的事物却充满了向往和兴趣。我们那个院子,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城乡接合部,从我们院子的北墙翻过去,那边居然是个农民用来晒粮食打粮食的场面。到了冬天,场面上的粮食都光了,只剩下一堆一堆的谷秸,但那种拉大粪的车来了,一辆一辆停在场面的边上,这地方就又成了“粪店”,“粪店”这两个字可能已经永远从辞典里退了出去。什么叫粪店?粪店是做什么的,就是农民在冬天出来积大粪,到城里各处的厕所里去把大粪掏出来,再拉回来,卸了,一堆一堆堆在场面的边缘,到了第二年种庄稼离不开这些宝贝。我看过农民们在那里做大粪,要往大粪里边掺土,要让大粪发酵,要翻动,正如汪曾祺先生写过的那样,发酵好的大粪并不臭,但什么味儿呢,也说不出来。汪曾祺先生当年下乡的时候就在我们附近的张家口,那地方也是胡学文的根据地,汪先生的那篇《七里茶坊》写得真好,好得像一篇散文,里边写的就是粪店生活。我为什么对底层生活感兴趣?如果问急了我还真说不上来,但我肯定是对官场生活不感兴趣,为什么不感兴趣?好像也说不上来。或者可以说是同情弱者吧,或者是,很怕看到一个人受苦。又好像,这和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分不开。我以前发在《江南》上的短篇小说《登东记》写的就是我父亲的一件事,一个乡下人,出现在我们院子里,他快要憋不住了,但他到处找不到厕所,看那乡下人的神情,如果再憋下去就要拉在裤裆里了,我父亲一把就把他拉到了我们家里,让他使用我们家的厕所。这么小的一件事,如果放到现在,恐怕没人会把一个乡下人拉到自己家里让他方便。我个人认为,关注或不关注弱势群体,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情怀,这就像是一种人喜欢“锦上添花”,而另一种人喜欢“雪中送炭”是两回事,我始终认为这两种人一种是扯淡,一种是救人于水火。谁也别说大话,我是为了自己高兴也不愿扯淡的那种人。

   文化艺术报:除了小说创作,您对绘画、书法、收藏等也都很有研究,且您本人的绘画颇有黄宾虹之风,平时会怎样分配时间?小说创作在其中意味着什么?
   王祥夫:我父亲就是有名的古玉收藏家,在北京,如果现在有九十岁以上的玩古玉的人健在的话,都不会不知道北京的古玉大庄家“成九堂”,我从小接触古玉,而且都是商周古玉,我父亲从来都不玩秦汉以及唐宋元明清的玉件,他不看,看不上,他留下来的三百多件商周玉都还在银行里放着,我的想法是要给他出一本“成九堂藏玉”,图片都做了一半了,但碰到了一个难题,就是那些生坑玉怎么拍片子,生坑古玉上边有许多附着物,不清除不好看,清除了又怕破坏它的生坑品相,所以就搁下了,但还要做,要把书出来。说到画画儿是小时候的事,小时候学画画儿,一开始觉得很好玩儿,后来就深以为苦了,但朱可梅老师教我工笔,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现在想想,我是从心里感谢他,我写的那篇《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其中人物可不是朱老师,而是吴啸石老师,吴老师专门教我山水。因为我写过一些关于他们二位的文章,所以就不多说了。我和院校毕业的学美术的那些人的区别是我还会做颜色,还有就是一些方法,比如画山水的方法,画工虫的方法,有些方法老师不教学生是永远也很难揣摸到的。我现在每天的工作是,一起来就写写字,写两三张毛边纸,我从来都不会用好宣纸去练字,然后是画画儿,一只工虫或是起一幅山水稿,画山水不能一次两次就完,往往一画就是一天,画了看,看了画,画湿了等干了再画,画画儿就怕补笔,一笔到位不许再下第二笔,但山水又往往是一遍又一遍地画,还有就是要坚持磨墨,墨汁只是练练玩玩儿,要作画就要研墨,砚台最好要用两个,比如一个研松烟,另一个研油烟或漆烟,因为这几种墨色一旦上了纸感觉都不一样。画画儿不能凑合,要十分讲究,不能妄下笔,跟写小说一样,一开始找对感觉了,后边也就会跟着好起来,一开始不行,后来会越来越坏,是真正的始乱而终弃。我现在做的事只有两件,一是写作,二是画画儿,早上写字画画儿完了后就坐下来写作,艺术是共通的,画画儿对小说是有影响的,比如画面感,东山魁夷的文章就有很好的画面感,这与他的画家身份分不开。写短篇小说的留白和画山水的留白是一个道理,虽然看上去一笔都没有,而实际上里边有更多的东西。

  文化艺术报:您出生在城市,大部分时间也都居住在城市里,但却写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小说,不知您对农村、农民有着怎样的感情?
  王祥夫:我喜欢农村,村子里的鸟叫鸡叫猪叫牛哞羊咩对我都是很好的音乐,我以为现在诗意仅存的地方只能是乡村,村边的林子,黄昏时分那鸟叫有多稠密,那炊烟,从家家户户的房顶上慢慢升起来,居然也是温馨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产生发展都是以农耕文化为背景。说实话,城市没什么好看,我在心里理解为什么许多老外都喜欢小镇,那实际也是一种“农耕文化情怀”,在我们中国,过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在农村,而三中全会后来了一个大转移,社会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城市。许多年前,我写了很多农村题材小说,而近些年我很少写农村了,当年我挂职的那个镇,现在已经成长成了城市模样,建筑都是新的,有点装逼的意思,我们的坏习惯是,总是想着县改市,小市再改大市,我们能不能把那些很好的小镇保留下来?我认为一个人能居住在一个小镇,绝对是一件幸福的事。前不久我去泉州的芹川古村,我简直感觉那是一次惊艳,一次真正的艳遇,我个人是喜欢农耕文明的,对工业革命是反感的,我宁肯用木碗也不愿去用塑料碗,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我过去去农村,心里总是有愤怒在不停地涌上来,而我现在去农村,心里却充满了不安与愧疚,村子里到处都是老人和孩子,那种愧疚感来得没头没脑,好像那是我的错,即使这样,我还是喜欢农村。

  文化艺术报:您的短篇小说《上边》《婚宴》影响很大,想不起在哪里看到过,刘庆邦说祥夫的小说就很有灵性,让人不知不觉就被吸引进去了。并且您特别注重细节,那些服饰啊吃饭啊等等的细节,写得很细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自然的味道,看不出焦灼,没有匠气,不隔。用这种语言去写,就把老夫妇对土地的那种坚守,写得让人很痛心,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感觉。还有那个写冥婚的,就是《婚宴》,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些作品?
  王祥夫:我喜欢向朋友们推荐我的《半截儿》《浜下》《牛皮》《我爱臭豆腐》《最后一盘》《狂奔》,现在比较满意的是《五张犁》。这个小说,怎么说呢……呵呵,是不太好说,不知你读过没有,没有可以读一读,这几个我还比较满意。

  文化艺术报:眼下发在杂志上的短篇小说,谁的小说您必定会看呢?
  王祥夫:我必定会看的,一个是刘庆邦兄的,还有一个是王安忆的,是细细地看,说到细看,几乎是揣摸,就这两个,别人没了。当然手头能看到的别人的短篇都会翻一下,想知道朋友们都在做些什么。以前经常看的,还有苏童的短篇,那个时期的高峰。《妻妾成群》虽然拍成了电影,影响很大,但就小说来说,说不上是最好的,短篇小说这东西好像不能专攻,时不时的,你非得要用长篇和中篇“壮一壮”它才行,比如聂鑫森,虽然像是得笔记小说的真传,但他老是那一个路子也不行。王安忆是当下为数很少的短篇、中篇、长篇都能写好的作家。短篇、中篇、长篇的写法各不相同,短篇更像是自然生长的庄稼,需要舒缓、从容,必须重视语言、细节、结构,还需要寻找到一个爆发点,说爆发点又好像有那么点儿不准确,是一亮,短篇小说写来写去好像总要有那么一亮的瞬间。而王安忆的短篇之妙就在于她不要那“一亮”,她的《比邻而居》我是喜欢得不得了,与之相比的有汪曾祺的《葡萄月令》,啊,怎么说,两篇奇文。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也很好,还有毕飞宇的短篇《哺乳期的女人》里的某种体验让我有些吃惊,怎么可以那么贴切,说到体验,贴切是最高境界。还有一个贵州的老作家何士光,他的短篇《乡场上》真是好,他让人怀念,语言特别温润,可惜后来写得少了。

  文化艺术报:在小说创作之外,您还是研究《红楼梦》的学者,是一位画家,同时也是一位古董爱好者与收藏家,这样的多重身份,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祥夫:我常常对文学青年或从事文学的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是:“一切经历对作家而言都是财富,无论那经历是好还是坏,到后来都是财富。”所以,作为一个作家,不妨尽可能地多接触一些事,多接触一些人,多和人们在一起柴米油盐琴棋书画,哪怕是吃喝嫖赌的事,你也最好对它有所理解有所体会。好作家都是人精,因为是精,所以才能够在现实世界和想像的世界里腾云驾雾而行。好的作家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他和常人一样,一旦走到广场的人流里边去,他马上消失掉,作家是中药里的甘草,有极其强大的中和作用,好作家,要平平实实不装逼才好。

  文化艺术报:韩石山说您是生活在新时期的旧文人,您怎么看?
  王祥夫:哈哈。那是玩笑话,但也说出了我个人的精神取向和爱好与人不同处,我是有那么一点旧,起码是喜欢旧,对新东西总是有抵触情绪,为什么会这样?这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起码,在我自己的心里,我对民国是向往的,那个时代在现在看来比较清明,我不敢再往前说,比如说到清,说到明,我没那个本事,说到一个旧字,实际上与我对传统文化的喜欢分不开,是深深喜欢。那一年,我去北京内联升,当时一双最好的回力鞋也只三十多块钱,而我却用一百二十元买了一双内联升最贵的“云履”,那鞋子可是太好看了,胖胖的,上边有用线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云字头,但这鞋是好看不好穿,我穿着它几乎路都不会走了,练习了好长时间才不至于一走就掉。我认为这不是怀旧,而是喜欢旧,喜欢旧有错吗?比如没事走进同仁堂去闻闻里边的中药味,看看那漂亮的药斗子,有错吗?

  文化艺术报:您爱人和女儿会读您的书吗?她们眼里您是怎样的人?
  王祥夫:现在我很少让她们看我的书,她们也很少看,但有时候还是看。我的岳母去世,我写了一篇怀念她的文章,我爱人不知什么时候看了,那天忽然流着泪对我说,写得真好。这是她惟一一次说我的文章好,她从来都不说我的小说好或随笔好,我在家里不是作家,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炒菜拖地什么都做。

  文化艺术报:记得您说过,您的小说是靠情感支撑的,您一动感情小说就特别好看,动人的东西往往就在那些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事件里,这种超人的体验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王祥夫:啊,这话是金大师金老哥金宇澄说的,咱们三个不见面已有多少年了,其实这话不用他说,任何作家,只要动了真情,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都能感觉出不一样了。我见过这样的人,文化不高,但要和女人打离婚,从来不写文章的他忽然写出那么感人的起诉书,好看得像高手写的小说一样,这就是动了真情。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才能打动人,惟有真情。作家若无真情,那他最好不要写。读者是能看得出来的,是哄不了人的。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师承有哪些?或者说,是哪些作家真正影响了您?
  王祥夫:这可多了,古今中外都有些,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梅里美都要算上,契诃夫,托尔斯泰,还包括日本的一些名家,还有诗人,我很爱读诗,没事就读读诗,诗好像始终能让我兴奋起来,好的散文也是这样,我的阅读量很大,拿到什么都想读一读。古典名著《红楼梦》和《金瓶梅》都不知读了有多少遍。但以我个人的性情而言,一个曹雪芹,一个笑笑生,我可能能和笑笑生交上朋友,我跟他的性情比较接近,曹雪芹的理想色彩浓了一些,虽然他的理想都一一破灭,曹雪芹的心里满满都是愧疚和伤感,他是一个伤感的现实主义作家。我觉得他又是一个失眠患者,会经常失眠,而兰陵笑笑生却要快活一些,是平民的那种快活,明月清风之中也有热辣辣的快活。

  文化艺术报:获得鲁迅文学奖后,有好多地方都想要您,北京,上海,太原等等,待遇都是十分优厚的,可您都没有选择,仍选择了留在大同,这是为什么?
  王祥夫:说来是既有些伤感又有些可笑,我当年都去许多地方看过了,因为那时候讲人才引进,条件都比较好,起码是白给一套很大的房子,但不是一下子就会交给你,有合同,上边写清了要你必须在学校里教够八年以上的书,那房子才会是你的,这在当时也很了不得了,但我始终没有离开我从小居住的那个城市却是因为我的母亲,她岁数大了,我一说走,她的眼圈就红了,我说我去了南边就把您给接过去,但她还是不点头,眼圈却更红了。二是我小弟,从小得了脑膜炎,一辈子不会走路,他跟我靠得最近,也跟我最好,他不愿我走,只会两眼呆呆看着我,这边是母亲,那边是从小就不会走路的小弟,这就决定了我只能待在那个小城。我之所以没离开山西,这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获鲁奖之后,省里有意把我调到太原去,当时的主席张平说,要不,你过来做文学院院长吧?我一听这话就害怕,我在大学里教书十年,怕的就是教书,我说我不去,我喜欢大同的冬暖夏凉,其实,我也不喜欢大同,养梅花梅花死,养兰花兰花死,我跟平阳说过想去丽江,还跟光盘说过想去阳朔,那才是好地方,也许过几年我会去,住在那里写小说画画儿,是陆地神仙。我这个人实际上很懒,答应过雪小禅写篇印象记,题目都想好了,就叫《陆地仙人》,但到至今还没有写好。我跟你说,我迟早要离开山西北部的那个小城,我喜欢南方,到老,要做一只候鸟,南方北方,飞来飞去。

  文化艺术报:您父亲早年留学日本,能谈谈您的父亲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祥夫:他呀,是个很时髦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总记着他那老三套,在外边那间屋子的西墙上挂着,他出去打猎用的,是一件皮夹克,原皮色的,很好看,上边是毛茸茸的狐皮领子,后来那领子取下来给我的小大衣上做了领子,狐皮领子可真暖和,我至今还记得,无论冬天的风有多大,只要把那狐皮领子竖起来,耳朵和脸就都暖烘烘的。一件这样的皮夹克,还有一杆双筒猎枪,再就是一副双筒望远镜。就这三样东西,你说我的父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喜欢打猎钓鱼喝酒抽烟看外国侦破小说,还喜欢种花养金鱼,一个字,玩儿。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听他对我哥哥说,好好学习,长大了一不入党,二不当官,要靠本事吃饭。这句话我至今在心里还记着。我坐在那里画虾,一时兴起就乱画起来。我父亲过来了,看了看,皱着眉头说,虾有那么多节吗,他把笔拿过去画给我看,一节,两节,三节,不算头,不算尾,一共七节。我父亲不是画家,但他喜欢画。我父亲爱干净,穿在他身上的衣服黑是黑白是白,即使是布衣,穿在他身上也好看大气。从小到大,除了过年他和我们在一起吃一次饭,平时他都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吃,母亲会给他炒个蒜苗爆羊肉,或者是一个清炒绿豆芽。两三个菜,半瓶酒。日子一天一天过下来,总是他吃他的我们吃我们的。说到他对我的教育,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我写过一首诗,题目是《七支香烟》,我七八岁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长大了就可以抽烟了,我把他的烟拿了一支偷偷蹲到美人蕉花丛里去抽,我以为美人蕉那么高,我蹲在里边不会被人看到,结果忽然被一只手把我从花丛里提了起来,是我的父亲。但我的父亲不打我,他从烟盒里取出了七支香烟,对我说,你把这七支烟都抽了我就不打了,你要抽不完我就打你。好家伙,我只好抽,一根接着一根,才抽到第三根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我现在不抽烟可能就与那次经历有关,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文化艺术报:您有一个残疾的弟弟,这么多年都是您在照顾他,他和您最亲近,能谈谈您弟弟吗?
  王祥夫:好,我的这个弟弟好像是现在都不知道太阳是方的还是圆的,但他现在喜欢喝酒,我就给他喝。从小,他是被我的父亲和母亲娇惯出来的,好玩儿的东西都是买给他的,好吃的东西也都是先给他,怕他受苦,后来连学都不上。我发在《收获》上的那个短篇《金属哨》就是写他的,还有发在《青岛文学》上的那篇《窗户人》也有他的影子。他的处世法则是这样,他什么也不学,给他安电话,对他说你有什么事一打电话我就过来了。那时候,我的母亲还活着,为了好照顾他和我母亲,我在我的后面又买了一套房子让他们住,打个电话算什么呢?但他就是不打不学,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打电话,打电话多方便啊,有什么事你一打电话我就过来了。但我这个小弟对我说,你想得好,我要是学会了打电话你不过来怎么办!后来,又给他买了个极其方便好用的电饭锅,也是怕有什么事一时赶不回来怕他饿着,我把饭菜放锅里,他只要动动手把开关按一下就成。但他不干,不但不学,还把电饭锅的线都扯断。我问他为什么,他就是不说,后来是喝了酒,嘻嘻笑着,说,“你想得倒美,我学会了你不过来怎么办?”我这个弟弟,我没法说他,他说他下决心要活到85岁,我听了吓出一身冷汗,85岁,这真是有点怕人,我在心里想,如果我不在了呢,如果我的哥也不在了呢,所以,随他去,他想喝酒就喝,给他喝。别人送我的酒都是好酒,他天天喝好酒。

  文化艺术报:您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也在书法、绘画、收藏、风土人情等方面颇有研究和建树,如何看待这些广泛兴趣与您写作的关系?
  王祥夫: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谈了,因为我不敢说有研究和建树,也只是喜欢就玩玩儿,我不是专家,而是杂家,但对玉我有很好的眼力和判断能力,古玩行说“玉看一眼”,说到商周玉,我能达到这个水准,但你让我看明清玉我又会看不明白,看唐宋的也是这样。我天天画画儿,但我最不喜欢收藏字画,因为好的书画作品现在太少,都看不上眼,别说让我买,白给我我都不要,我家里只挂冯其庸先生的字,因为我喜欢他,敬重他,再就是一幅唐顺之的字,很小一片,还有就是俞平伯的一幅字,写得不能算好,但毕竟是他的字嘛,欢迎你到我家做客,我们就说到这里。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