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认识里，一年开头的第一天不是正月初一，而是冬至。
　　古人描写这一天的诗词有很多，“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一杯新岁酒，两句故人诗”。“蛾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报一阳生，更佳雪，因时呈瑞”。“冬至一阳初动，鼎炉光满窗帷。五行造化太幽微，颠倒难穷妙理”。“新阳后，便占新岁，吉云清穆”。“一气先通关窍，万物旋生头角，谁合又谁开”。“子月风光雪后看，新阳一缕动长安”。“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六阴消尽一阳生，暗藏萌，雪花轻，九九严凝，河海结层冰。二气周流无所住，阳气足，化龙生”。古人的这些诗词，既有文学的描写，更多则是对天象物理的认知，以及对冬至这个节气的人文判断。冬至这一天，“六阴消尽一阳生”，阳气由地心开始上行，因而又称“一阳”。“二阳”在小寒与大寒之间，“三阳”特指立春那一天。“三阳开泰”这个成语，指的是从冬至开始，阳气由地心上升运行45天，在立春这天浮出地表，润泽万物生长。古人最早的“春节”，是“立春”这一天，但立春节气是有时间“位移”的，汉代颁行“太阳历”之后，把“春节”固定在正月初一。冬至所在的月，今天是农历十一月，但在古人的天文观念中，是一年中的首月，按照中国古代干支记录月序，称“子月”，十二月是“丑月”，一月是“寅月”，依次是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月。农历五月是午月，端午指五月的第一个五天，这是端午节时间节点的由来。
　　中国地大物博，地理疆域宽阔，在汉代之前使用过六种历法，称“古六历”，其中“黄帝历”、“周历”和“鲁历”，都是以冬至所在月为一年的岁首正月。商代的“殷历”，以冬至之后一个月，即农历十二月，为岁首正月。秦朝统一全国后，施行“颛顼历”，岁首正月是冬至之前一个月，即农历十月。汉代建国后，“汉承秦制”，沿袭施行“颛顼历”，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革历法，废“颛顼历”，颁行“太初历”。“太初历”是在“夏历”基础上修订的，以农历一月为岁首正月，既循守天体运行规律，同时兼融农业生产的“物候”变化，以及动物的生育生长、植物的兴衰荣枯，包括二十四节气的流变，因而中国的历法也称“农历”。
　　《汉书》记载西汉一朝230年间的历史，叙写皇帝每一年大事件的时间顺序，均从十月开始写起，就是醒目标识汉武帝改元正朔的历法革新，国家历法由“颛顼历”改制为“太初历”。中国古人把冬至确定为一年开始的首日，是以天文学做基础的，是精准的科学定位。这一天与西方历法中“元旦”相差不到十天，从12月22日前后，到1月1日。这个时间差异是中西方观测天象时所占据的地理位置差异形成的。中国的老祖宗站在黄河，确切地说是渭河流域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西方的落脚点在他们那一边，而且他们的说法还有一点“人为因素”，与耶稣诞辰日有关。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集大成，在细致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又经过严谨计算的科学结晶。每个节气十五天，二十四个节气在表面上看是三百六十天，实际上每个节气不是整时整点到来的，而是精确到时辰分秒，每个节气都是十五天再多出“一点点”。二十四个“一点点”累加起来是五天多的时间，一年合计365天多。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测量太阳一回归年的时间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二十四节气的了不起之处，在“时间管理”上是动态的，科学循守天体运行的“正在进行时”。二十四节气是一年之中天地变化的动态运行图，分为二十四个观测区间，每个区间又细化出三种变化形态，这种形态称为“候”，这是“气候”这个词的由来。每个节气分为三候，五天为一候，二十四个节气共七十二候。比如“冬至”的三候：初候，“蚯蚓结”。六阴寒极之时，阳气未动，蚯蚓屈首下向。阳气已动，回首上向，故屈曲而结。二候，“麋角解”。麋鹿，属阴，感阳气麋角脱落。三候，“水泉动”。泉水感阳气而生温热。二十四节气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是一个完整的内循环系统。由冬至到大雪，这么周而复始的一个圆。二十四节气最早的完整记录，是在汉景帝时期的《淮南子》一书中，到汉武帝时，被写进国家历法“太初历”。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天象与世道的融会贯通，对天地有敬畏心，老百姓的口头禅是“谢天谢地”。对天地的敬畏之中，还包含着制约皇权的禅机，以“伤天害理”的理念限制皇帝的肆言妄行，这是中国早期的“民主特色”。“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聚会）也；虹霓彗星者，天之忌（告诫）也”。“人主（皇帝）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苛政）则多飘风（风灾及雾霾），枉法令则多虫螟（蝗灾），杀不辜则国赤地（大旱），令不收则多淫雨（水灾）。”（《淮南子·天文训》）中国古代历法的底线是“应天时，受地利”，没有“战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么硬气的意识。“人定胜天”那句老话，也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意思，而是人心和顺、百姓安定是老天最大的愿望。这也是早期的中国民主思维，以民为本，以民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