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艺评论家伊恩·瓦特说：“小说背后所反映的，是对时代、历史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表达诉求，这才是小说的现实走向。”高鸿的中篇小说《春风十里》（原载《青年作家》2021年第6期）正是这样一部表达社会转型期国民心理困惑、家庭关系嬗变、灵魂救赎和精神回归诉求的作品。作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主人公杭云、倪剑的婚恋夤演，家庭重组的心路历程为基线，立体地呈现了在当代中国日益走向富裕和繁荣、生存方式多样、文化理念多元、伦理格局复杂的背景下，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所经历的沉浮聚散，及其对作为“此在”绽出的人的性格、命运以及心理世界的撞击和重塑，从而在对婚恋生态的文学探微中表现心理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作品中，“春风十里”是一个带有十分丰富内涵的文学意象，在客体上，它象征着作品主人公所处的是一个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岁月，一个可以容纳多样价值取向的岁月，一个可以自由放飞个性的岁月。因而，才有了主人公时而日丽风和、时而风雨滂沱、时而执手相看、时而彩虹重现的情感风光。从某种意义上说，“春风”是一个“符号”，它涂下温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时代色彩；在主体层面，它承载了作品中几位主人公对人生际遇、幸福愿景和生命价值的憧憬和向往；在外延上，它涵盖了从杭云到呼延刚、从米娟到倪剑、从倪晓晓到呼延宇泽多层面的关系生态和心理交织。这样的选择，使得作家将杭云和倪剑的婚恋历程作为一个切片，由此出发，去深层地探索繁华年代国民心理世界的再塑必然，表现了作家作为“社会风气先觉者”的敏锐和前沿。
　　故事冲突虽然是从倪剑前任妻子米娟留下的女儿晓晓把男朋友带回家爆发的，然而，它的深层原因却在杭云对于人生况味的咀嚼和回思中。杭云之所以与呼延刚走到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身份认同”的婚恋心理。他们都来自乡村，都为改变命运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在杭云看来，彼此间不会存在身份歧视。然而，作家的深刻就在于，通过情节的铺排告诉读者，当这种心理缺乏道德支撑和爱作为润滑剂的时候，对于对方的伤害会更重。她因为生孩子而被学校辞退，马上就招来身份歧视。在呼延刚眼里，就成了“大油瓶”；同样，当杭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到外面应聘，做销售代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后，“呼延刚变得不那么暴躁了”。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巨大改观缓解了夫妻矛盾”，实际上折射出在物质富裕面前，呼延刚被早年家庭贫穷种下的“身份”自卑的复活。这种心理，一旦失去道德约束，就会迅速膨胀为“拿着妻子的钱在外呼朋唤友，风光无限”的虚荣心理和人性的扭曲。杭云与呼延刚的分手，固然有着“呼延刚出轨”等因素，然而，归根结底仍然在于杭云通过自塑改变了自己，从而以新的文化认知对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定位上的心理逆转。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春风十里》在结构上也是很有特色的。作品没有依照事物自身的发展逻辑铺排故事、营设情节，而是从当前入笔，从倪剑的女儿带男朋友回家引发的矛盾为篇首，这种“倒金字塔”式的叙事，使得故事从一开始就直击人物心理世界，有一种“开窗放入大江来”的审美冲击力。从中不难看出高鸿对传统叙事和现代叙事融合的艺术自觉。
　　以人物为经，以环境和关系为纬，双线并行，交叉推进心理进程，构成《春风十里》叙事结构的主要特征。
　　一条是杭云的心路历程。虽然作者在这里充当了“隐身”的叙事人，然而，我们不妨将之视为女主人公的心灵自诉。在整整5节的叙事中，蜿蜒着女主人公对与米娟的初识、与呼延刚的结合、对晓晓的接纳的故事纵横，其间贯注着她对情爱的追忆、对命运的反思，对围绕她和倪剑周围人际关系的梳理。从而构建起主人公悲与欢、爱与恨、成与败的命运图谱和心理基线。
　　另一条线以倪剑为轴心，铺开与米娟、杭云、晓晓之间的情感纠葛。作者用深沉的笔触站在倪剑的情感立场，铺叙了他与米娟从相识到分手的人生经历，工笔重彩地描述了与杭云彼此之间以疗治婚姻爱情伤痕为纽带，以相互都有文学梦为由头，重新组建家庭的朝朝暮暮。尤其是倪剑作为一个男人，面临社会大转型造成的心理震荡，在职场上搏击打拼，苦苦寻求自己的时代位置的周旋与转圜、惆怅与无奈；在爱情漩涡中的痛苦与挣扎、疲惫和隐忍，都彰显出作者善于深入人物心理的艺术功力。
　　这两条线，每一节的暂断，都很自然地转移到倪剑这条线上，既有情节上的接续，又有细节上的互补，从而彰显出作品的完整性和文本体系上的开放性。作品在结尾，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以杭云的泪水和倪剑的心语作结，这就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审美空间，而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诚如村上春树所说：“小说家的任务，并非找到封闭性答案，而是做好讲故事的人，在故事中搭建更多的可能性，为读者提供一个开放性、延续性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