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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与沈从文
范曾
沈从文范曾与沈从文两位先生之间的恩怨，流传最广泛的无外乎：当年，沈从文帮忙将范曾调进历史博物馆，范曾不但没有感恩，反而在文革中做出几件让沈从文非常伤心的事情。其一，范曾曾写过大字报列举沈从文犯有几百条严重错误。其二，范曾在创作屈原的画像（又有人讲是法家商鞅画像，还有人讲是创作诸葛亮画像。这三种说法分别见《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第34、35页《沈从文晚年口述》第196、197页），沈从文指出所画人物的服饰有错误（商鞅是“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诸葛亮是所画的纶巾不对），范曾不但不接受，反而语气严厉地指责沈从文，酿成沈先生终生的痛。即使到了上个世纪末年，报刊上仍不时发表相关方面文章，将范曾先生描绘成“中山狼”。
沈从文先生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自认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我不知那些写文章纠缠在过去的人，是否真正理解沈先生以及这句话，但我祈愿他们千万别是那种“自以为熟悉的”人。过去，我也自诩理解沈从文先生，曾多次在朋友聚会中，为先生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被剥夺写作的自由和权利而抱不平。也想当然地为沈先生的过去时设计苦难心情。最近，在黄永玉先生的著作《比我老的老头》（第82页）中，我看到沈从文先生写给黄永玉的信中有这样两段话：其一，在傅作义的部队被解放军团团围住时，沈从文先生在信中写到：“……根据过往的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其二，在另一封信中，这样写到：“……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我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亦算为人民小作贡献……我得想像不到之好工作条件，甚欢慰，只望自己体力能支持，不忽然倒下，则尚有数万数十万种文物可以过目过手……”我以为，在这两封信中，一层意思是面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因自己的过去时，沈先生对以后的岁月没有信心；另一层意思是，非常满意和感激新政府为他安排的工作，况且，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他的确是积极地应对，做了好多的实际工作，尤其是在中国服饰史的发展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笔者认为，沈从文先生为中国服饰史的贡献可以与其在文学上的贡献媲美，甚或高于文学贡献。信是写给自己的表侄的，我相信这是先生真实的思想。这两封信，使我明白了自己过去的无知、幼稚。别人如何理解，就不得而知了。另外，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中，沈从文也曾说过：“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下，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地隐退。”这段话再一次说明，沈先生在当年是积极、热情地面对新的工作的。
啰嗦了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这幅《忧思难忘说沈老》。
1999年，文坛上的是非不断，范曾也困扰其中，自然是因了与沈从文之间的恩怨。当时我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便请周明先生帮忙约请有关人士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在六月的中下旬，《陕西日报》周末版“文化景观”专栏分四次连载了北京作者范世民撰写的《我说范曾和沈从文》，对范、沈之间的事情发表意见。语言是平和的，在对事实的出入进行理论时，也是持一种公允态度，不急不躁。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有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认为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范曾应该站出来发表意见。这个电话给了我启示，我再一次通过周明先生与范曾取得联系，约请采访他。范先生说自己手头正好有一篇相关文章，愿意在陕西媒体发表。随后他即寄来了《忧思难忘说沈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范曾先生的动情之作，叙述了自己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过程以及对沈先生的怀念之情，在感情的起伏中娓娓道来。我相信这些叙述是真实的，因为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人，已经无法再承受那些苦难岁月的折磨了。
关于沈从文先生，无须赘言；而范曾先生，这里，引一段在网上见到的南开大学叶嘉莹写的文字：“不过，盛名之下，往往不免有生命之累。范曾先生既有才人的狂放不羁之傲骨，又有诗人的任率纵情之性格，故其所言所行亦时或不为世人所谅，而认为其有不经之处。”
我想，范曾的“狂放不羁”和“所言所行”也许伤害过一些人物，便生成了“中山狼”的因果。
忧思难忘，每个人都曾有过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我想，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那个时代，为什么不能宽容那个时代里作为个体的你我呢？在某种意义上，宽容别人也等同于宽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