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徐渭 《墨葡萄图》 纸本水墨 165.4cm×64.5cm 故宫博物院藏

　　将个体艺术的发展对应于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必然会忽略艺术家的独立品格。徐渭成长之际，正是明武宗崇尚佛道，明世宗信奉道教风气弥漫之际，朝野上下对宗教与仙术的迷信，对底层民众不啻也属一种生活自由。况且，徐渭生逢际遇的嘉靖皇帝也是服用外丹中毒而死的。徐渭是儒、释、道文化的合体，这三者皆入其骨髓。明代取士，皆取程朱理学，徐渭早年对程朱之学研习颇深，山阴县令刘昺规劝他：“多读古书，期于大成，勿徒烂记程文而已。”这句提示对他一生影响很大，可以说，刘昺的这席话彻底改变了徐渭今后的学术方向，由此，他由陆王心学上至《老》《庄》，在一生悲痛颠簸中构筑了自己丰赡粹美的艺术文化世界。本论以史为主，不了解中晚明史学及江南经济之发展，不足以论述徐渭文学艺术成就之伟大。
　　一、幸与不幸：徐渭所生活的艺术时代
　　徐渭生母为妾，渭生百日，其父徐鏓去世，家道中落，经济每况愈下。但嫡母苗宜人对徐渭是很疼爱的，对他的教育开辟家塾，费力尤多。徐渭十多岁所作文章即惊闾里。徐渭一生八次乡试，皆未中举，这说明他对功名是有着热切期盼的。徐渭才华横溢，但他早已否弃了《四书》及程朱理学之框廓，故不作“烂记程文”，在当时黑暗的科举制度下，他之所学自与社会取士制度格格不入，由经世转于重道，这种学术转向，让他脱离了“八股”取士以获取功名的途径，在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建立了他丰厚的精神世界。
　　徐渭一生所经历的生活可谓悲惨至极，这是其不幸的一面，而在他所历经的中晚明艺术及思想之自由甚至混乱，又为他提供了成就伟大艺术事业的舞台。徐渭遭遇到明代朝廷政体的腐败与黑暗，相应地，也出现了民间比较自由的思想。程朱理学是僵化的科举制度下录用人才的套路，但明代中期兴起的王阳明思想已深入人心。王阳明强调知与行的论述，在鼓吹社会道德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徐渭曾拜王阳明弟子季本为师，对阳明之学，自然是提关启钥，深入心髓。王阳明、季本、王畿是三教合一论的倡导者，这对徐渭影响颇深。徐渭常常作“禅偈”，以阐释一种思想心机，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渊博与通达，源于这种早期发蒙的思想。徐渭幼年即学佛、学道，甚至坐禅，他与明代众多思想家一样，也属集三教于一体的思想家。
　　在思想领域的体道穷达，使徐渭屡经罹难而能坚挺。他于46岁杀妻入狱，历时6年多，这牢狱之灾，大约就是造就徐渭伟大书画艺术事业之一端。他在狱中尝著有《评字》一篇。据李德仁先生论述，徐渭在狱中亦多有画作。至于他大量的书画创作，则基本是出狱之后，亦即1572年底之后的事了。
　　研究书画史之人往往忽略对材料的考究。笔者撰有一文，明确断言，明中期之前，中国没有生产大量纸张，且尺寸极小，绢帛亦是稀缺之物质，材料的匮乏就成为书画创作拓展之掣肘。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商业化的繁荣，才极大丰富了书画创作之材料，这样，徐渭大写意绘画的出现适逢其时，这对徐渭书画艺术创作来说，乃一幸事也。
　　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商业状况：
　　“在长江流域下游和高度商业化的三角洲地区，大中心城市生产棉布的大型棉纺织厂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16世纪末，江西省一地就有30座造纸厂，雇用工人5万名。熟练工人需求极大，并在广大地区招收；全国性劳务市场由此发展起来，在很多地方设立了相当于职业介绍所的机构。各类产品，尤其是丝绸、瓷器和茶叶，其出口量日益增长，利润极为丰厚。例如，中国丝绸在日本的售价是国内市场价的五至六倍，甚至以更高价格长期出售到西方。”
　　罗兹·墨菲在此著中又指出，“织布机能在较短时间内生产更多丝绸或棉布,而且无需增加劳动力。”这就为书法、绘画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保证。为何中国大写意绘画能普遍出现于明代中晚期，最充足的理由就是得益于纸张的大量生产和织布机的出现。
　　1575年，徐渭北上张家口，帮助同学宣化府巡抚吴兑研究军事部署并练兵。万历五年（1577年）丁丑，徐渭为宣府军门大门题书一副榜联：
　　开关市，通贸迁，东道往来，任数千里赤子龙蛇之寄；
　　拱宸京，控沙漠，北门锁钥，当第一重青天剑戟之雄。
　　这副对联可不一般，正是研究徐渭所处明代经济贸易繁华的重要佐证，同时也印证了罗兹·墨菲对明代经济贸易描述的准确性。
　　明代政体与国力在百年之后已经很腐朽了，但民间经济贸易与市场化的发展却与国家命运走向了一种极不相符的路径。我们可以想象，当一种资本经济的市场化展开时，一个学识渊博且具有经世之学的徐渭，此时畅开的世界对他来说就是如鱼得水。况且，他为文、为书、为画皆为江南翘楚，日渐繁荣的士族雅玩行业，无论怎么说都能给他带来丰厚的收益。徐渭之命运多舛无法抗拒，然而他生逢其时，尽管无缘官场名利，但以他不凡的才华，用武之地还是颇多的，这对徐渭来说是一种极为有利的生存空间，他的孤傲与才情，在生存自保的重压下，才能成倍释放。我们可以这样说，坎坷命运非难了一个个体不幸的徐渭，但其所处时代则造就了一个属于历史的伟大文学艺术家徐渭！
　　二、生命磨难与灵魂光照
　　研究艺术者往往会以当时时代背景或者“思想者”戴帽，这是一种远离艺术本文的陈腐研究方式。就中国书画艺术而论，艺术创作与思想史发展并无多大联系，而与当时艺术创作条件与社会风气有着极大关系。笔者仔细翻阅过黄宗羲《宋元学案》，只检索到两朝大约5位艺术者被入《学案》，其学术成就皆不足论道。艺术创作就是技艺史，说的再玄乎一点，就是涵蕴着艺术精神性。艺术精神本是众人摸不着的东西，黑格尔、康定斯基、徐复观等等，他们自己都在精神界面阐释中时时鼓荡着空疏之感，其他人更是道貌莫言。所有伟大艺术家成就的前提就是天才意识之敏锐与专门基础训练，有时，一种生活磨难与经历也可以促使这种艺术生命大放光芒。徐渭，这位中晚明时代伟大的艺术家就是如此诞生的。
　　徐渭自小就具有江南文人灵魂融入生活的潜质。他六岁，家里的榴花书屋就是他的家塾。十一岁，他在书屋前亲手栽植了青藤一棵，这棵青藤虬曲的命运正好映衬出徐渭曲折苦难的一生。他自己命名的“青藤书屋”，成为将来生活境遇折射于艺术的灵魂光照。徐渭出狱后，与两个儿子所居名曰“梅花馆”，房前有柿树，并自植葡萄一架，且题两匾，“柿叶堂”与“葡萄深处”。家中题有一联：“无求不着人看面；有酒可以留客谈。”徐渭向往自然，追求淡然生活的心态于此可见一斑。
　　徐渭自小对自然界植物的垂爱，是一种物所系心的人性关怀。万物本无性，当人类的心智赋予物品一种情感时，物品之性自然就寄予了一种人类之心性。徐渭植物，自有一种对优雅生活环境的追求，我们也可以视为是他与生俱来的艺术秉赋的生活化流露。
　　徐渭一生有两件事对自己身心产生了巨大折磨。一是八次乡试未过，这是对他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个满腹才华且欲报效国家的人，毕其一生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明代科举制度对他的摧残。二是徐渭在胡宗宪督府幕中职任记室，他就是胡府中起草表启的代笔人。胡宗宪抗倭有功，但他属于严嵩、严世蕃派系，后严嵩被罢免失势，胡宗宪被逮捕解京。徐渭生来敏感多疑，认为自己将会大祸临头，当时苛政动辄株连，这把他吓坏了，故引发了颠狂病。与徐渭自幼接触的张汝霖，在《刻徐文长佚书序》中讲，徐渭并非故弄狂态，而是心中别有一种想法。他八次乡试未过，对朝廷制度已极为不满，其狂态是对社会不公的发泄了。这里还有个例子，祝枝山曾经五次乡试，但七次会试也未过，对祝枝山打击也够大的。诸种事例说明，明代科举制度对大批文人仕途所造成的障碍与阻力，非但对文人造成身心摧残，同时，也将这些文人推向了民间化、市场化的艺术创作之途。
　　徐渭的屡试不中，在他晚年的生活中只能寄予文学艺术了。他是通才，《徐渭集》中诸体皆备，辞赋诗文，皆卓荦不群。明末小说、曲艺的极度繁盛，也极大地触动了徐渭的书画创作。他对熟悉植物及生活蔬菜的至爱，除以诗文歌之颂之外，也以图绘方式直接泼墨纸上。他的绘画没有明代院体绘画与“吴门画派”的工匠之气，用一种诗意去展现自我的心胸与空间。他在绘画上所涉取的题材，都是自己很熟悉且与文人心性特别吻合的东西。徐渭簸荡的经历和所受种种折磨，与他早年安贫泊如的思想相去甚远，入幕府，住关外，事事都与家庭经济有关。一个优秀人才，在国家腐朽的用人制度体系中，不得施展抱负，只能在社会的底层，为了家庭生计做着痛苦挣扎。
　　徐渭一生最大理想是获得功名，报效国家，这种理想因八次乡试未过而破灭。退而求其次，他想拥有一个园林式的庭院，生活优裕，著书立说，做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入得胡宗宪幕府，得银二百二十两，加上自蓄，在绍兴城东南置宅，占地十亩，屋二十二间，植花种竹，醉而歌之，那是他一生最为惬意之时，但这种生活很短暂，后不复已有，此种理想生活也破灭了。故而，徐渭一生属于寄生于社会的孤独灵魂，他的漂泊与开荡，实取决于社会对人才之不公，其光照后世之作，乃属于一种生命个体对于黑暗世界的回答与灵光再现。
　　三、书画入世若烟花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题《墨葡萄图》
　　徐渭影响中国绘画史的代表作之一《墨葡萄图》，虽未落款具体年份，但从题诗来推断，当在出狱之后，亦即与两儿同住“梅花馆”时，其时52岁过后，故有“半生落魄”之慨。画泼墨葡萄，并以题诗是对自己六年牢狱之苦的写照。在通常意义上，人们大约把徐渭这首题画诗看成是他对自己一生落魄的慨叹，其实不然。这首诗非但与徐渭牢狱之灾有关，通过诸种牢狱事件，我们可以从中真实地了解到中晚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与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
　　李德仁先生在其大著《徐渭》中讲到，徐渭46岁（1566年）因杀妻入狱，他在牢狱生活六年多，在牢中著书论说，四年后，有司允许将其枷锁解下，徐渭因写《破械赋》。其后，开始练习书法，间作绘画，其艺大进。起初，笔者怀疑李德仁先生引据有误，自古以来，监牢囚犯，写诗撰文者大有其人，而于牢狱写字作画近乎荒唐史实！经过笔者仔细寻觅资料与详阅徐渭书画图卷题跋，证明李德仁先生论述无误。这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了晚明江南文化发展的另一面。
　　以明朝律例，徐渭杀妻就是死罪，属大刑。他入狱时，已在江南文化圈子中很有影响了，为他说情辩解的朋友及文人甚多。明末吏治腐败，官员奏表皆由文士起草，其时南方文人撰写官府应制之文能卖钱，人也可以买卖（徐渭生母就是例子），这说明，明末资本市场经济已在江南出现极大的发展与繁荣，书法与绘画作品的流通也已很普遍了。徐渭身陷狱中，官员需要的官样文奏及日常化社会之需的墓志铭等，他们还是要找徐先生的，如此，官员能在监狱给徐渭提供书法、绘画条件也就顺理成章了。在牢狱中，徐渭为那些达官贵人所出售或赠送的诗文、书画作品，皆为保命、吃饭而作，这在徐渭狂傲孤迥的生命世界中，自视为一种贱作。至此，当我们再来体会徐渭出狱后所作题《墨葡萄图》诗时，深深感受到的是字字血泪，绝非普通意义上的字字珠玑！
　　徐渭至晚年，下体水肿溃烂，衣袜破烂，缺钱治病，去世前三年，徐渭已无法作书、作画了，老病无援，朋友与他没有往来了。当一个伟大人物对社会没有任何用途时，社会即或将这人抛弃，人世间对道义的操守往往建立在利益之上，离开用途或者利益，呼唤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说教，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伪命题。徐渭年老，一个孤寡的身体即与世界脱离，只有精神游荡于自己构造的伟大文学艺术世界里。
　　徐渭学画较迟，故其画在造型上有不成熟的表现，精品画作大约三分之一，但这种因素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徐渭对大写意绘画的探索。他早年以诗文行世，在宗教、戏曲、音乐、武术、兵法等等领域，皆有所成，堪称鸿博之士。徐渭文辞旷逸，乡党慕循其迹，求文者甚多，至于在书画专门创作上，其用功之勤奋，约略见于狱中之后。从画迹研究，徐渭早年并未着意学过绘画，尤其在细节上，常显粗致之状。他生存需要钱，一个介然不群的聪颖文人，细画虽未学过，在书画市场化的需求中，徐渭自然要摸索出一种用书画维持生活之道。凭着他的学识与见解，且有坎坷百折之经历，他不受限于传统书画框廓，形式亦不受时代拘滞，源源不断的书画市场需求终将命运多舛的徐渭推向了中国大写意绘画翘楚的位置。
　　徐渭的一生，是他生命悲歌的写照，在文学与艺术上他为后世留下多维而厚重的文化成就，也是明代中晚期艺术环境与社会风气塑造的历史文化类典型。徐渭如果脱离那种自己悲惨生存的世界，我们可能都列不出现实与艺术合体的徐渭艺术年表。艺术的灵魂光照往往萌动于疯狂之脑际与被时代磨难的冥冥造化之中，而学术的音响也就在一种于无声息之处发出异样的声音。
　　（作者系天水美术馆创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