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隆 《Subway》 纸本设色 180cm×180cm 2019年

张文隆 《汪勇》 纸本设色 220cm×160cm 2016年

　　笔者自幼学艺，经历了启蒙、美术学院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进入高校延续教书育人的工作。学画近二十年之中，因生性愚钝，故过了而立之年却成绩了了，更无建树。但对于中国画的研习却未间断，关于当代写意人物画创作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与大家探讨。
　　中国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国独有的绘画艺术形式，也是世界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画经过数千年的锤炼和演变，运用独特的工具材料来表现物象，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形式。
　　中国画的“民族性”
　　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画自古传承下来的创作原则。“形与神”是中国画重要的艺术特点，只有“以形写神”才能“形神兼备”。“写意性”是中国画“形与神”的支撑，同时也是中国画艺术特点的本质。
　　而写意人物画是中国画体系当中重要的分支。写意人物画作为民族的传统艺术，是历经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的艺术语言，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
　　二十世纪中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一批画家将西方的艺术形式引入中国，拉开了中西方艺术碰撞与交融的序幕。如果以上个世纪中叶为分界，之前的中国画属于传统范畴，之后的中国画则应纳入现当代绘画的范畴。中国画在每个时期有着不同的面貌，但无论哪个时期的中国画都具有“民族性”这一核心。写意人物画发展到当代，有着解不开的故土情结。这种情结，被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所传承和发展，形成了艺术精神的恒久性，就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恰恰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延续了写意人物画的“民族性”。
　  笔墨、形象和构成的关系
　　探讨中国画，绕不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笔墨”。经历几千年的积淀，中国画形成了特有的笔墨审美价值观。绘画语言在运用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表现程式即是“用笔”，在塑造形象当中所展示出来的“干湿浓淡”相互照应的表现形式，即是“用墨”的法则。“用笔”“用墨”在国画当中可以引申为以线为主的痕迹，这里讲的线，是广义的线，并不是几种固有的习以为常的线。毛笔落到纸上，必然会留有痕迹。作为画家，考虑的是如何将抽象的痕迹合理地赋予它存在的时代意义，而不是去简单地重复前人，在保持中国画“民族性”的基础上，大胆地尝试与创新。落实到写意人物画，还应更加注意“笔墨”“形象”和“构成”的关系，人物画与山水、花鸟画不同的一点是，更加重视形象的塑造。塑造形象不是照抄原型，更不是遵循固有的图示简单变化，而是通过画家的直观感受，把最能打动人的表情或瞬间提炼出来。当然，塑造形象需要扎实的造型功底为基本，否则毫无意义。再说“构成”，构成一词本是西方设计学的专业用语，但中西文化碰撞融合之后，中国画赋予了“构成”独特的意义，许多人把“构成”简单地理解为国画中的构图，是不妥的。实际上“构成”中包含了构图。“笔墨当随时代”中“笔墨”的意义已经包含了对于“构成”的理解。在当代，构成不仅仅是“经营位置”，还是对于画面整体的布局，其中包括构图、墨色、留白、颜色、背景等多种因素。“构成”一词虽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纵观古今的中国画中却具有着天然的构成因素。
　　创作态度
　　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画经历了现实主义时期和多元化的发展时期。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也促使了画派的复苏和繁荣，还出现了如“实验水墨”“立体水墨”“都市水墨”“新文人画”等多种学术探索形式。但无论哪种表现形式，都没有捷径可走。老一辈画家在创作时，因为条件所限，搜集资料相对困难，但正是这样的困难，使得前辈们练就了非凡的造型能力、笔墨能力和对生活敏锐的观察能力。在现当代，美术院校的学生中，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俯下身子去画呢？几乎都想走捷径。然而艺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通常，走捷径的作品的面貌分以下几种：一、照搬成熟画家模式。一段时期学习甲，一段时间学习乙，或者终身学习一个人。这里指的学习，是表面的技法学习。二、跳跃式发展。写实的路走不通，忽然跳入抽象，以怪异、荒诞来哗众取宠。三、简化模式。成熟画家的终极面貌是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其中不仅有化繁为简，更有变简为繁。而简化模式受能力所限，只能参照成熟画家化繁为简中的“简”。
　　综上所述，写意人物画创作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立足于“民族性”这一根本之后，探讨研究笔墨、形象和构成的关系，并且要有为艺术持久奋斗的决心，真诚地表达对生活、对生命的感受，守正创新，才是中国画创作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