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珠”展览海报

〔北宋〕 赵佶 《晴麓横云图》 纸本设色 154.5cm×61.2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南宋〕 龚开 《骏骨图》 纸本水墨 29.9cm×56.9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苏轼 《行书李白仙诗图卷》 纸本书法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北宋〕 燕文贵 《江山楼观图》 纸本设色 31.6cm×161.3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南宋〕 郑思肖 《墨兰图》 纸本水墨 25.7cm×42.4cm 1306年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唐〕 王维（传） 《伏生授经图》 绢本设色 25.4cm×44.7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北宋〕 李成 《读碑窠石图》 绢本水墨 126.3cm×104.9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唐〕 吴道子（传） 《送子天王图卷》 纸本白描 35.5cm×338.1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2021年7月24日，“遗珠——大阪市立美术馆珍藏书画”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幕。这次展览阵容强大，包括传为南朝梁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宋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宋燕文贵《江山楼观图》、米友仁《远岫晴云图》等在内的40余件（组）重磅名迹……其中一些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书画，是大阪市立美术馆的精华收藏，它们的上一任主人是阿部房次郎，大名鼎鼎的“爽籁馆”主人。
　　台北故宫博物院李霖灿先生曾说：“阿部氏爽籁馆藏品实可与美国顾洛阜汉光阁、王季迁宝武堂藏品并驾齐驱，堪称海外私人中国书画收藏三鼎甲，并能弥补故宫藏品缺憾。”
　　中国书画在日本
　　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分崩离析，中国陷入政治动荡，大批的书画珍品因为战乱随之散佚，更有皇亲贵族、高官大臣趁着逃难之际，纷纷将手中的藏品销往市场，或意图运往海外。
　　日本京都派学者内藤湖南，极力呼吁关西的政治、财经界人士群起收集中国书画，于是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黑川幸七等关西家族纷纷响应，在他的号召下，这些因战乱而辗转流离异乡的中国书画，逐渐汇聚在这半径不足一百公里的关西地区。之后，山本悌二郎、住友宽一、桥本末吉等著名收藏家也投入了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历经百年，这些宝贵的书画名品或捐或寄藏，于关西各大美术馆重新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阿部房次郎以东洋纺绩社长的身份活跃于企业界，在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等人的指导建议下，通过博文堂的原田悟朗（1893—1980）陆续购入辛亥革命期间流入市面的中国书画，共计160件。
　　其中一部分是完颜景贤的旧藏品。张伯驹曾在《北京清末之后之书画收藏家》一文中盛赞完颜景贤为“清末民初北京书画收藏家之首”。1917年在京师书画展览会上得以一睹完颜景贤藏品的内藤湖南认为，完颜景贤的藏品是参展诸家中最好的。我们从下面这些藏品中可以窥见其收藏质量。
　　传为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此画是否为张僧繇所作还有争议，但它是目前现存同类题材中年代最早的一幅，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幅摹本，年代晚于本幅，为南宋作品。
　　而传为王维的《伏生授经图》与《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的情况类似，这幅画的作者同样有争议，而依然是一幅够年份的佳作。此图流传有序，宋时即已流入内府，图上有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后经元、明内府收藏。明代中期流出内府，为私人所收藏。汪珂玉《珊瑚网》亦记载“严氏书画记挂轴有……《济南伏生像》”，明代中晚期黄琳、李廷相、严嵩、陆完、项圣谟、张则之收藏了此件作品。入清后先后为梁清标、宋荦、谢宝树、完颜景贤等人收藏。明末清初孙承泽看到后谓其“人物之妙，有非唐人所能及之者”，对此件作品亦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李成的画传世极少，在米芾所在的北宋，已经是赝品横行了，导致米“欲作无李论”。据宋《宣和画谱》载，当时内府藏有李成“《读碑窠石图》二”。而根据南宋末周密《云烟过眼录》记，当时所见仅剩半幅，王晓人物已佚。所以有两种可能：其一，这幅画是《宣和画谱》中著录的两幅读碑窠石图中的另一幅；再一个就是此轴为宋人摹本。总的来说，画中树石较传世其他李郭画更为厚重，或许更接近其风格。据说此图碑侧上方小楷书款一行:“王晓人物,李成树石”八字，不知有谁确切看到过。另，画中碑形制，确和唐宋时期的流行式样相似。
　　北宋燕文贵名下的《江山楼观图》，是现存早期纸本山水画的代表作。与画史关于燕氏画风的记载相吻合，故一般认为是真迹。可以看到，其构图形式深深影响了稍后的郭熙。
　　关于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的作者及时代，学界颇有争议。画中构图与人物造型与张踽的《文姬归汉图卷》极为相似。人物形象刻画极为真实生动，笔墨技巧纯熟，线条勾画细致流畅，是一件难得的传世佳作。
　　元人作品《骏骨图》的作者总算没有争议了，这幅画是南宋遗民龚开名下的作品。此图右上角书“骏骨图”三字，左下角署款“龚开画”。当初日本博文堂的老板原田悟郎得到此画，去请内藤湖南掌眼。此时正值1934年，内藤湖南因胃癌已近乎临终，原田将《骏骨图卷》让内藤鉴定，内藤气若游丝，原田就凑在他嘴边倾听：“这幅画你要帮我仔细推敲一下，有什么疑点就去请教别人，认真研究的话，就会搞清楚。我快不行了，这件事就拜托了。”这也是内藤对原田的临终遗言。
　　阿部房次郎也很注意对《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收集，如郑思肖《墨兰图》等。郑思肖是宋的遗民，对新建立的元王朝来说，郑思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反党”。他原来叫宋之因，宋亡后改名“思肖”，因“肖”是宋朝国姓“趙”的组成部分。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号所南，日常坐卧，要向南背北。他画的兰草，都是无根兰，也是他的故国之思。
　　北宋易元吉以画猿猴闻名，但这幅《聚猿图》跟他传世的其他作品风格差异有点儿大，暂且存疑。
　　阿部房次郎收藏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另还有佚名《散牧图》、王渊《竹雀图》、唐寅《一枝春图》、蒋廷锡《藤花山雀图》、金廷标《春元瑞兆图》，等等。
　　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也堪称传奇之作，此件以行书抄录两首五言古诗，款识“元祐八年七月十日、丹元复传此二诗”。虽然作品未见署名，依据书风判断应出自苏轼之笔，为其五十八岁所书。金代人蔡松年在跋文中写到，苏轼是在京师(汴京)遇到身为道士的丹元(姚安世)时，将李白的肖像连同李白所作的诗文一起交给姚氏，但这两首诗并未收录在现存的李白诗集中。因此施宜生在题跋中又说“颂太白此语。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
　　《行书李白仙诗卷》不仅书法超绝，苏轼手录的这两首诗还是《李太白文集》所不载，其无意之举又为李白留下了两首精彩的作品在世间，更增添了它的文献价值。而且，这件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有些特殊，它既非完颜景贤所有，也未著录于石渠宝笈，但确是东坡传世的力作。此作原为东京银座至京桥一带号称“中华第一楼”的中国餐馆经营者林文昭所拥有，辗转归于阿部房次郎之手。
　　1937年5月，阿部房次郎因病去世，临终嘱托家人其收藏来于社会，当归之社会。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包括《伏生授经图》在内的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了大阪市立美术馆，该馆的藏品也因此而闻名于世。
　　2018年，大阪市立美术馆专门为阿部房次郎诞辰150周年举办纪念性展览“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特展，展出当年阿部捐赠的书画精品160件。
　　遗珠——大阪市立美术馆珍藏书画
　　李霖灿先生曾说阿部房次郎的藏品能弥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缺憾，然而这一次，台北故宫将这个缺憾弥补上了。7月24日，阿部房次郎藏品的精华，集体在台北故宫的“遗珠——大阪市立美术馆珍藏书画”特展上展出，这是台北故宫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书画借展。
　　这次展览的亮点，不仅在于展出的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馆藏书画精品，还有一个就是为了配合展览，台故也拿出了馆藏精品，可谓是梦幻联动。如为了配合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晴麓横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拿出了馆藏的宋徽宗《溪山秋色图》；为了配合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宋人临卢鸿《草堂十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拿出了唐人卢鸿《草堂十志》图真迹；为了配合燕文贵的《江山楼观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拿出了馆藏的《溪山楼观图》；为了配合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拿出了馆藏的郭忠恕《雪霁江行图》；为了配合（传）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拿出了传为郭熙的《观碑图》；为了配合唐寅的梅花图（《一枝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拿出了唐寅的《杏花图》。此外，还有一批台北馆藏的宋人尺牍也有亮相。
　　“遗珠——大阪市立美术馆珍藏书画”特展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联袂大阪市立美术馆隆重推出的年度首要大展，也是中国古代绘画领域百年不遇的一大盛事，给喜欢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中外观众奉上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陈慧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