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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陕人社往事点滴
《在风云突变的年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在风云突变的年月》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2月版
《在风云突变的年月》未来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王吉呈
2019年12月6日，王吉呈（中）与儿子王明军（右）、孙女王瑄（左）在王明军执导的电影《黄河入海流》首发仪式上的合影
本文手稿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三秦大地成立，七十年风雨征程，七十年硕果累累。几代出版人为了陕西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几代出版人为了神圣的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努力付出，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佳作。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文化艺术报》全媒体举办“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这70年”有奖征稿活动。来稿请发送至sxrmcbs70@126.com。
“文化革命”暴风骤雨的激烈过去几年后，文化部门渐渐恢复业务。我们西影编辑室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简称陕人社）文艺编辑部重新开启交流。这时，我曾编写过两个连环画脚本，一是幼儿读物，合作者叫董惠玲，她是西安南郊工厂的女美工；一是少儿读物，讲李自成、张献忠双雄会的故事，绘画由西影的美工师钱运选担任。
在此期间，我与刘善继、陈策贤、文大家、郭洛夫等交流较多。他们是陕人社的老编辑，都年长于我，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那种甘做踏脚石、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优秀品质。
邢良俊，“秦岭文学”丛书编辑。我难以想象，她那瘦弱的肩头怎能承担起这么沉重的负担，然而她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能不让大家佩服！她十分敬业，认真负责，对作家满怀着诚挚。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印象，几乎是我们陕西小说作家群的共识。她为我编的小说集《女御史》，选目确定后我便撒手不管了，可她又从《文汇报》副刊上发现了我的一篇小说《陪嫁》，觉得颇有新意，便补充进去。稍后又建议可否请人写篇批评文章，于是我请西北大学刘建军先生写了，作为序言。一个处处为作家操心的编辑，永远是受作家敬重的。
赵炳坤是我的校友。他编辑视野开阔，在重视陕西小说创作的同时，又注视到我省影视发展的新气象。他为我们编辑了一本剧作集，曰《小说·诗·影视》。他在编余也写小说，代表作是《慈禧西逃》。后来陕西省委组织作家艺术家兼职，我去咸阳文化局，炳坤去咸阳宣传部兼副部长。他比我有胆识，敢于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他原想写一部文艺改革小说的，可惜壮志未酬，英年已殁。
孙见喜原在南郊工作，与我很近，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小说写作和省内外创作形势。他进步很快，后来从企业调入陕人社文艺部。他为我编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取名《西部刀客》。他的本意是想为出版社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可惜我笔下生涩，不够精彩，未达到预期目的。这是我有愧于孙君，也有愧于出版社的内疚，迄今未能弥补。见喜的小说写得很好，我曾有诗赠他。诗云：“昂首阔步志气高，商多文秀君雄豪。开展文卷细品读，三分秦声七分骚。”
刘成章，以诚为朋友们共许——热诚、真诚。在他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文学家》上，刊登过我的电影剧本《生人妻》，还有同名小说。后来我从该刊上发现了张贤亮的一部中篇，认为可以改编成好电影，于是替改编者写了一稿，推给上戏。这就是由那时还是新秀的黄建新执导的著名影片《黑炮事件》，该片既是西部影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第五代导演的名作之一。为此我也有两句诗：“人生赚吴几只猴，黑炮赢张三鞠躬。”前一句说的是帮吴天明的忙，且不去说。后句说的是张贤亮和他的朋友，在西北作家会议上我们首次见面，大作家真的对我鞠了一躬，令我感动，诗云“三鞠躬”是夸张。
我与郑定于老师为陕人社少儿部写过一个小册子，名《在风云突变的年月》。这是个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故事，我们用了心的，据说反响较好，曾再版过，后来又获陕西省出版优秀作品奖、陕浙鄂赣四省图书优秀作品奖。编辑姓孙（编者注：孙忠多），一位青年朋友，为了改稿和校对，穿梭于城里和南郊，不辞劳苦。当时我只亲切地叫他小孙，竟未问过他的大名。四十年过去，当年的小孙也该变成老孙了吧。
说了小辈的，再说一位老辈的。
刘梦溪，陕西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兼西影党委书记。“文革”审查后恢复工作，调往省出版局。刘老重视理论，对思想史颇有兴趣。他知道我是历史系毕业生，把我叫去，问本省有什么思想史可出版。我上学时读过陕人社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名学者兼书法家党晴梵的《先秦思想史论略》，便建议他找专家研究一下，可否再版。后来我又想编辑一部中国唯物论思想论集，从荀子开始，王充、范缜、刘知几、张载、王安石、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直到龚自珍。由于设想太大，非我这业余人士所能胜任，在刘老面前放了空炮，也就不了了之。
后记：姨父王吉呈，1940年生，陕西大荔人，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北京电影学院编导班进修。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编委、主编、总编辑、艺术办公室主任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常务理事、陕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当我将陕西人民出版社70周年征稿的消息告诉姨父时，已经癌症晚期的他，躺在病榻上断断续续讲了他与陕人社的渊源。我惊奇地发现，已经年逾八旬、自知时日无多的他思维和记忆如此清晰，讲起与陕人社的故事，尤其是与几位编辑的交往时竟能忘了病痛，滔滔不绝。他怕自己再提不起笔，再三嘱我以采访稿的形式写出来。没想此后几日，他的儿子、我的表哥，导演王明军微信发来了手写稿。我将这些文字敲出来，圆了他的一桩心愿，更圆了他对陕人社的那份情谊。
（张军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