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死于1992年。父亲是老干部，他死后，我们把他从医院抬回来，在小院里搭了个灵棚，供他的生前好友吊唁。那天，来了好多人，熙熙攘攘的。中午时分，突然一辆小汽车驶过街道，在我家门口停下来。车门开处，走下来一位穿一身黑衣服的女人。
　　女人已经有些老意了，但是身材还好。一条黑纱巾，将头整个儿地包住，又在脖子上围了两圈，只露出两只有些枯涩的眼睛。女人的脚刚一落到地面，就开始小声地哭，一副悲痛的样子，险些栽倒。我赶紧走上前去，将她扶住。女人倚着大门，又哭了两声，然后亦步亦趋，来到我父亲的灵前，叫了一声“老高”，就全身发软，瘫坐下来，号啕大哭。
　　女人一边哭着，一边数落着“老高”，嫌这位亡人住院期间也不给她打一声招呼，让她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这神秘女人是谁?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互相用目光探询，表示不认识。不过，我知道她是谁。除了我以外，在场的，还有另一个人知道她是谁。
　　我的母亲是童养媳。黄河花园口决口时，母亲一家从河南逃荒到陕西的黄龙山。那时，黄龙山流行克山病，母亲一家大都死于这个病。黄龙山托孤，6岁的她就给邻居一户高姓人家做了童养媳。尔后，14岁完婚，她成了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偏远县城的团委书记，今天来吊唁的这位阿姨，那时是县上的妇联主任。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们大约产生了感情。后来，父亲一纸休书，寄回高村，要解除这桩包办婚姻。可怜的母亲，那时已经有了我。接到休书之后，母亲二话没说，抱着我，背着个包袱，回到了河南。回到河南以后，母亲也是举目无亲，想一想，又抱着我回来了。听母亲说，我离开高村时还不会走路，而重新回到高村时，已经能扶着炕边挪步了，并且嘴里还会说几句河南话。
　　这场戏后来以喜剧形式收场。乡间秀才出身的爷爷，这时候终于说话了，他领着我们母子，赶到父亲工作的地方，用蘸了水的皮绳将父亲暴打一顿，又罚他在地上跪了一夜，尔后，将我母亲塞进窑洞，让她从此跟定父亲，当干部家属。安顿完毕，他老人家才满意地回来了。
　　这个一袭黑衣、黑纱遮面的阿姨就是当年的妇联主任。从她一走下车子，我就断定是她了。那副哀恸的样子，是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来爱一个人才会有的。
　　在场的，还有另外一个人知道这神秘女人是谁，那就是我的母亲。
　　因为父亲的死，母亲突然解脱了，她终于用一生的时间将这个男人守住了，并且亲手将这个男人埋葬。这个平日卑微的女人，在那一刻，站在院里，冷冷地看着灵前哭泣的另一个女人，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那是胜利者的微笑。
　　“劝一劝你阿姨去!”母亲对我说。那个神秘的女人在父亲的灵前哭了半小时后，站起身来，像来时一样，又突然地离去。小车消失在街道的另一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属于我们家族秘史的一部分。多年来，我一直想把它写成一部小说，名字就叫《在我们百年之后，谁是为我们向隅而泣的女人》。如今，我也已经渐入老境了，我常常想，在我百年之后，会不会也有女人穿一袭黑衣，一副哀恸悲戚的面容，到我灵前也哭上一回。我想大约不会有了，那是那个年代的传说，那个年代的传奇。
　　几年前，我曾回过一次小城。朋友们拿出两瓶茅台，为我接风。我说，一瓶咱们喝，另一瓶留下，我要拿去看一个人。然后，在那个月光凄美的夜晚，我轻轻敲开门，屋里，一位老女人正孤灯独坐。我叫了一声“阿姨”。我想，我的父亲如果有知，一定会高兴的，尽管他这一生对我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