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最新消息，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灞桥区狄寨街道栗家村西发掘一处西汉早期墓群，共发掘古墓葬27座，沟2条，出土器物529件（组）。其中，编号M1-M4四座大墓的墓葬形制较大，等级高，应当属于西汉第三位皇帝汉文帝刘恒的霸陵陪葬墓。
　　值得注意的是，M1椁室内出土2200余枚玉衣片，是已知汉长安城周边出土玉衣片最多的一座西汉墓。从墓葬形制、陪葬品丰俭程度以及出土“家丞”字样封泥等，表明墓主身份应不低于列侯级。
　　外藏四套车马器件
　　作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西汉在丧葬制度方面有严格的规定，等级分明。
　　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头发现是M1大墓，该墓葬是由墓道、外藏椁、耳室、墓室构成的东西向“甲”字形斜坡墓道土圹墓，全长54米。墓道平面为梯形，东窄西宽，口长34.4米、宽2.5耀16.5米、底宽2.0耀3.5米、坡长40米。墓道距墓室向东4.0米处有南北对应土洞耳室两个，顶皆已塌，耳室内未出土任何随葬品。墓室距现地表深15.5米。四壁内收，从上往下整齐规律地分布着8层“之”字形台阶。葬具仅可见木椁，木椁上下及四周填满积碳。因盗扰原因，葬式不明。
　　在M1的外藏椁内有四套相对较为完整的车马器件组合。车马陪葬是西汉诸侯王陵墓外藏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汉用车马陪葬始于文景时期。“同时放置四套车马，从这个数量上看，该墓葬的级别不会低于列侯。从外形和结构看，这四套马车与汉阳陵陪葬坑里发现的马车大小和类型相似。”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专家朱连华说。
　　出土“家丞”字样封泥
　　此次，M1还出土器物190余件（组）。其中，封泥有两种，一种为“庐江邸印”，一种为“口郤家丞”。因西汉还未出现墓志，这两种封泥能否为墓主人身份的确定提供依据呢？
　　“汉代有赗赙的传统，为助办丧事以财物相赠。古人用印有自己名字的封泥把赠送的东西封起来送到主家，相当于现在的‘随份子’，而‘庐江邸印’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属性。”朱连华介绍。
　　汉初大封功臣，受封列侯者一百四十三。列侯封地称国。侯国置国相如县令，受命于所在郡守。列侯自置家丞、庶子、门大夫、洗马、行人等官治府事。
　　“‘口郤家丞’字样的封泥应是当年‘家丞’将随葬品点数后封箱用的。虽然不能表明墓主人身份，但足以证明墓主的级别。”
　　2200枚玉衣片可做一套完整玉衣
　　作为M1最重要的发现，也是奠定墓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大发现就是该墓葬出土的2200余枚玉衣片。玉衣是汉代皇室和高级贵族死时使用的殓服，西汉在玉衣使用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
　　此次在M1椁室内出土玉衣片2200余枚，是已知汉长安城周边出土玉衣片最多的一座西汉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出土玉衣片的墓葬也较多，而此次发掘的2200枚玉衣片，体量巨大，可以制作一套完整的玉衣。未来，玉衣的复原将为汉代玉衣制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除此之外，M1中还发现舞女俑、伎乐俑、男女侍俑、编钟、编磬，为西汉时期祭享乐队的构成等方面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M1、M2应为侯、后异穴合葬
　　此次考古发现中，在M1紧临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M2墓葬。“根据西汉侯后异穴合葬的习俗，从位置判断，两个墓主应是夫妻关系。”M2由墓道、甬道、耳室和墓室四部分构成东西向“甲”字形斜坡墓道土圹墓，葬具可见木椁，由东边箱、南北边箱和棺箱组成。因盗扰，葬式不明。出土器物60余件（组），器类主要有彩绘陶鼎、盒、壶、陶方仓、铜壶、盆、弩机、琴轸、半两铜钱、车马器等。
　　在M1、M2的南侧与西侧发现不连贯的夯土痕迹，这些迹象是否为M1、M2墓园的垣墙，还有待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勘探调查证实。
　　陪葬霸陵，他们究竟是谁？
　　除M1、M2外，M3是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构成的东西向“甲”字形斜坡墓道土圹墓，出土器物40余件（组）。M4是由斜坡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土圹墓室五部分构成的“L”形斜坡墓道竖穴土圹墓，出土器物80余件（组）。据介绍，此次发掘的西安栗家村汉墓M1-M4规模大、等级高，根据墓葬的位置、规模和时代判断，应当属于霸陵陪葬墓。这几座墓葬的发掘，对了解霸陵陵区的构成以及陪葬墓的葬制具有重要意义。
　　汉文帝霸陵地势高，受地势限制，霸陵陪葬墓数量较少，分布在白鹿原西侧缓坡地带。据史料记载，葬于霸陵附近的有孝武陈皇后、馆陶公主刘嫖、刘嫖面首(即男宠）董偃、更始帝刘玄等。而文帝外孙女，也就是汉武帝废后陈氏则葬在距霸陵约40公里的地方，超陪葬墓距离范围。那么此次发掘的四座陪葬墓的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惹人猜测！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梁飞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