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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踩大地书写时代
○ 杜文娟
一个人嘹亮终生，都绕不开童年记忆。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右派”了，曾经在陕南农村老家生活过十年，即便是后来到了小小的县城，租住的土坯房无门板无窗户，石板瓦片房子冬天飘雪夏天漏雨，缺衣少穿依然是常事，12岁以前没有见过袜子，脚后跟的冻疮成家以后才愈合。最刻骨铭心的是，在我18岁到西安读书以前，没有见过地平线上的太阳，更不知道什么叫广阔无垠，见到的所有太阳、月亮、星星，都在群山之间，山峦之巅。
太阳原来是有大有小的，地平线上的日出日落远比山里的太阳瑰丽辉煌。
从此，我喜欢上了远方，在我正式成为写作者以前，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无数次行走和思考中，逐渐感知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伟大魅力，感悟到脚步决定视野，视野决定高度，高度决定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其实这也是脚力与笔力的正比关系。我在风雨兼程和烟火磨砺中逐渐褪去了与生俱来的自卑和怯弱，童年赋予我的品质则一直流淌在血液中，多年以后，方万分感念，敏感、好奇、坚韧、独立思考，是一个作家良好的素养。
《阿里阿里》：呈现边疆普通人的精神高度
2003年第一次前往西藏，是为了看风景，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县上可以派车接送，但我经常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县城和拉萨之间，公交车是203和204路。每次上车，所有人都冲着我笑，其实也不是冲我一个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欠着身子让一让，我也乐此不疲，挤到他们中间，咧着大嘴打着手势，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颠簸中不乏有热心的翻译，如果哪一句翻译不恰当，就会引起哄堂大笑。一位用汉语、藏语、英语在国际学术大会上经常演讲的学者对我说，他家有九兄妹，有时候也会饿肚子，但每次帐篷中的糌粑和酥油茶被过路的人吃掉，父母就会高兴好几天，自家的食物能挽救他人生命，是件非常快乐的事。这位出生于1963年的学者，十岁左右在草场放牧时，被工作组动员到内地读书，后来留学耶鲁大学。在我采访他之后不久，因为高原病突发，猝死于德国一个学术会议上。
一次我从拉萨乘飞机回陕西，在重庆经停40分钟，上来一位内地女性邻座，满脸冷漠、焦虑、傲慢，迅速把我从童话世界拉拽到浮躁的人世间，几分钟以后，我才确定自己身处何方。我敢说，没有一张纯粹雪域高原人的脸，能演绎出如此丰富的表情和世态炎凉。
这种反差使我深深地喜欢上了那片圣洁苍穹之地，把自己融进去，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我相信真诚和真实的力量。截止2019年先后十次前往西藏，四次抵达藏西阿里。触动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农牧民、老西藏、在藏干部、边防战士、援藏干部，生得艰难死得容易，是青藏高原众生的常态。
一位对高原疾病颇有研究的军医向我讲述，一位年轻战士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体，就没有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地看着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子的脸上打去。
一边打，一边狼一般地吼道——你有啥资格死在娘老子前头。
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黏稠的血珠子。
四十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
一次，我随南疆军区一支演出小分队到某边防哨所慰问演出，当时是八月底，冷风夹杂着冰雹，大家都在看演出，回头间，看见一位哨兵正在执勤，便走过去向他问好。离开哨所的时候，与这位战士告别，他向我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对我说，阿姨，非常感谢你。
我吃了一惊，睁大眼睛望着他。
他说，阿姨，你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是我当兵两年见到的第一个女人。半年前一位首长来这里视察工作，跟我说过一句话，今天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所以，我要感谢你。
他说自己快十九岁了，来这里当兵两年，没有见过城镇，没有逛过商店，没有见过树木。寂寞压抑想家的时候，跑到蔬菜温棚，看看绿色的黄瓜叶子，红色的西红柿，大哭一场，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下次难受的时候，再去温棚。
七月草绿，八月草黄，九月下雪，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是青藏高原的写照。缺氧是高海拔地区人的最大敌人，母腹中的胎儿也深受其害。一位边防武警伤感地对我说，他妻子在阿里地区孔繁森小学当老师，结婚八年来，先后六次怀孕，五次流产，好不容易产下一个男孩，三天后因为缺氧，在他的怀抱中死去。
扎西罗布是措勤县工商局的年轻干部，他说18岁考到内地读书，路过拉萨的时候，见到路灯以为是天上的星星，看见水龙头源源不断流出水来，吓得四处躲藏，抱住柳树大呼小叫，这花可真大呀。在他广袤的藏北羌塘家乡，没有高过脚踝的植物，不知道树是什么样子，花开什么颜色。
杨保团曾经在藏北一个县担任分管农业科技的副县长，花费三年时间好不容易养活了齐腰高的两株红柳，这件事在县城两百多名干部群众中引起轰动，人们争先恐后地来看稀奇，结果一株被羊啃食了，一株被尿烧死了。从来没有见过树木的当地人，善意地以为尿能使树长高，便纷纷给树撒尿。
塔尔钦小学的校长对我说，校园里哪怕有一棵树，一小片绿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提高。
初秋的一天，我到尼木县吞巴村走访藏香、藏纸、藏经雕版艺人，这里也是藏文创始人吞弥·桑布扎的故乡，亲眼看见人们把破旧的衣服裤子缠裹在粗细不一的小叶杨树干上，一株一株，一片一片，从雅鲁藏布江河岸一直绵延到半坡上。就在这些小树附近，在冰雪融化的潺潺流水缭绕中，巍然挺立着多株两人环抱才能抱住的古老红柳。
我被这种景致震惊了，在这些穿衣服的小树和沧桑古树之间站立了很久，全然不顾紧随身后的野狗和独自一人的恐惧。那种感觉弥漫周身，浸进肌体，润泽心灵。人们对绿的向往，对环境的珍重，对生命的呵护，对人自身的深情，需要多少代人的虔诚延续，多少冬去春来的用心和坚守，这不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和文明吗？
巨大的困惑日益强烈，既然人们千百年来费尽周折适应和改善生存环境，为什么不迁徙到更适合人居的地方。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难道他们是无福之人？
喜马拉雅山脉腹地有一所小学，全校师生不到20人，一位公办教师，一位民办教师，公办教师也是校长，实际年龄30多岁，看起来则像50岁左右。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师领学生到河沟洗澡，有时候到边防连队和边防派出所洗几次热水澡。校长对我说，现在一年还能洗几次澡，老辈人没有洗澡的条件和习惯，为了减少虱子叮咬，在腋窝和裆部各放一团羊毛，吸引虱子，再多的虱子都不会太难受。
我问陪同的县教育局同志，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条件好一些的乡镇县城或者拉萨读书。
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一些地方还属于争议区，如果把子女送到更远的乡镇或县城读书，家长就会跟着一起住到乡镇或县城，边境上如果没有本国边民居住，会后患无穷。
望着苍莽的雪山，我则想，这些孩子是否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一匹马，一杆枪，一个老婆，一群羊，在边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正因为他们同边防战士一样，无论大雪纷飞还是赤日炎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一生一世驻守边疆，才换来了内地的繁荣富庶，和平与安宁。
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边疆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保家卫国不只是口号，而是真真切切的常年相守。一位老西藏对我说，西藏地处南亚和西亚之间，军事位置非常重要。更加理解了习总书记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
我把这些经历和认知写进了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原本想写成小说，但庞杂的素材无法用小说表现，便尝试着用纪实手法呈现，2012年2期《中国作家》纪实版首发。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授奖词称：《阿里阿里》以女性特有的虔诚和坚韧，记录了阿里人的命运、爱情、信仰、伤痛与灾难。
单行本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由AuroraPublishingLLC（英国欧若拉出版公司）出版，在2018年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上，《阿里阿里》塞尔维亚文版由塞尔维亚博特（Portlibris）出版社出版并首发。2019年藏文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列为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献礼作品。（未完待续）
一个人嘹亮终生，都绕不开童年记忆。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右派”了，曾经在陕南农村老家生活过十年，即便是后来到了小小的县城，租住的土坯房无门板无窗户，石板瓦片房子冬天飘雪夏天漏雨，缺衣少穿依然是常事，12岁以前没有见过袜子，脚后跟的冻疮成家以后才愈合。最刻骨铭心的是，在我18岁到西安读书以前，没有见过地平线上的太阳，更不知道什么叫广阔无垠，见到的所有太阳、月亮、星星，都在群山之间，山峦之巅。
太阳原来是有大有小的，地平线上的日出日落远比山里的太阳瑰丽辉煌。
从此，我喜欢上了远方，在我正式成为写作者以前，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无数次行走和思考中，逐渐感知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伟大魅力，感悟到脚步决定视野，视野决定高度，高度决定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其实这也是脚力与笔力的正比关系。我在风雨兼程和烟火磨砺中逐渐褪去了与生俱来的自卑和怯弱，童年赋予我的品质则一直流淌在血液中，多年以后，方万分感念，敏感、好奇、坚韧、独立思考，是一个作家良好的素养。
《阿里阿里》：呈现边疆普通人的精神高度
2003年第一次前往西藏，是为了看风景，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县上可以派车接送，但我经常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县城和拉萨之间，公交车是203和204路。每次上车，所有人都冲着我笑，其实也不是冲我一个人笑，而是大家相互微笑致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欠着身子让一让，我也乐此不疲，挤到他们中间，咧着大嘴打着手势，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颠簸中不乏有热心的翻译，如果哪一句翻译不恰当，就会引起哄堂大笑。一位用汉语、藏语、英语在国际学术大会上经常演讲的学者对我说，他家有九兄妹，有时候也会饿肚子，但每次帐篷中的糌粑和酥油茶被过路的人吃掉，父母就会高兴好几天，自家的食物能挽救他人生命，是件非常快乐的事。这位出生于1963年的学者，十岁左右在草场放牧时，被工作组动员到内地读书，后来留学耶鲁大学。在我采访他之后不久，因为高原病突发，猝死于德国一个学术会议上。
一次我从拉萨乘飞机回陕西，在重庆经停40分钟，上来一位内地女性邻座，满脸冷漠、焦虑、傲慢，迅速把我从童话世界拉拽到浮躁的人世间，几分钟以后，我才确定自己身处何方。我敢说，没有一张纯粹雪域高原人的脸，能演绎出如此丰富的表情和世态炎凉。
这种反差使我深深地喜欢上了那片圣洁苍穹之地，把自己融进去，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我相信真诚和真实的力量。截止2019年先后十次前往西藏，四次抵达藏西阿里。触动最深的是雪域高原上的万物生灵，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农牧民、老西藏、在藏干部、边防战士、援藏干部，生得艰难死得容易，是青藏高原众生的常态。
一位对高原疾病颇有研究的军医向我讲述，一位年轻战士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体，就没有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地看着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子的脸上打去。
一边打，一边狼一般地吼道——你有啥资格死在娘老子前头。
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黏稠的血珠子。
四十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
一次，我随南疆军区一支演出小分队到某边防哨所慰问演出，当时是八月底，冷风夹杂着冰雹，大家都在看演出，回头间，看见一位哨兵正在执勤，便走过去向他问好。离开哨所的时候，与这位战士告别，他向我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对我说，阿姨，非常感谢你。
我吃了一惊，睁大眼睛望着他。
他说，阿姨，你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是我当兵两年见到的第一个女人。半年前一位首长来这里视察工作，跟我说过一句话，今天你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所以，我要感谢你。
他说自己快十九岁了，来这里当兵两年，没有见过城镇，没有逛过商店，没有见过树木。寂寞压抑想家的时候，跑到蔬菜温棚，看看绿色的黄瓜叶子，红色的西红柿，大哭一场，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下次难受的时候，再去温棚。
七月草绿，八月草黄，九月下雪，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是青藏高原的写照。缺氧是高海拔地区人的最大敌人，母腹中的胎儿也深受其害。一位边防武警伤感地对我说，他妻子在阿里地区孔繁森小学当老师，结婚八年来，先后六次怀孕，五次流产，好不容易产下一个男孩，三天后因为缺氧，在他的怀抱中死去。
扎西罗布是措勤县工商局的年轻干部，他说18岁考到内地读书，路过拉萨的时候，见到路灯以为是天上的星星，看见水龙头源源不断流出水来，吓得四处躲藏，抱住柳树大呼小叫，这花可真大呀。在他广袤的藏北羌塘家乡，没有高过脚踝的植物，不知道树是什么样子，花开什么颜色。
杨保团曾经在藏北一个县担任分管农业科技的副县长，花费三年时间好不容易养活了齐腰高的两株红柳，这件事在县城两百多名干部群众中引起轰动，人们争先恐后地来看稀奇，结果一株被羊啃食了，一株被尿烧死了。从来没有见过树木的当地人，善意地以为尿能使树长高，便纷纷给树撒尿。
塔尔钦小学的校长对我说，校园里哪怕有一棵树，一小片绿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提高。
初秋的一天，我到尼木县吞巴村走访藏香、藏纸、藏经雕版艺人，这里也是藏文创始人吞弥·桑布扎的故乡，亲眼看见人们把破旧的衣服裤子缠裹在粗细不一的小叶杨树干上，一株一株，一片一片，从雅鲁藏布江河岸一直绵延到半坡上。就在这些小树附近，在冰雪融化的潺潺流水缭绕中，巍然挺立着多株两人环抱才能抱住的古老红柳。
我被这种景致震惊了，在这些穿衣服的小树和沧桑古树之间站立了很久，全然不顾紧随身后的野狗和独自一人的恐惧。那种感觉弥漫周身，浸进肌体，润泽心灵。人们对绿的向往，对环境的珍重，对生命的呵护，对人自身的深情，需要多少代人的虔诚延续，多少冬去春来的用心和坚守，这不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和文明吗？
巨大的困惑日益强烈，既然人们千百年来费尽周折适应和改善生存环境，为什么不迁徙到更适合人居的地方。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难道他们是无福之人？
喜马拉雅山脉腹地有一所小学，全校师生不到20人，一位公办教师，一位民办教师，公办教师也是校长，实际年龄30多岁，看起来则像50岁左右。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师领学生到河沟洗澡，有时候到边防连队和边防派出所洗几次热水澡。校长对我说，现在一年还能洗几次澡，老辈人没有洗澡的条件和习惯，为了减少虱子叮咬，在腋窝和裆部各放一团羊毛，吸引虱子，再多的虱子都不会太难受。
我问陪同的县教育局同志，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条件好一些的乡镇县城或者拉萨读书。
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一些地方还属于争议区，如果把子女送到更远的乡镇或县城读书，家长就会跟着一起住到乡镇或县城，边境上如果没有本国边民居住，会后患无穷。
望着苍莽的雪山，我则想，这些孩子是否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一匹马，一杆枪，一个老婆，一群羊，在边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正因为他们同边防战士一样，无论大雪纷飞还是赤日炎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一生一世驻守边疆，才换来了内地的繁荣富庶，和平与安宁。
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边疆不仅是名词，更是动词，保家卫国不只是口号，而是真真切切的常年相守。一位老西藏对我说，西藏地处南亚和西亚之间，军事位置非常重要。更加理解了习总书记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
我把这些经历和认知写进了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原本想写成小说，但庞杂的素材无法用小说表现，便尝试着用纪实手法呈现，2012年2期《中国作家》纪实版首发。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授奖词称：《阿里阿里》以女性特有的虔诚和坚韧，记录了阿里人的命运、爱情、信仰、伤痛与灾难。
单行本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由AuroraPublishingLLC（英国欧若拉出版公司）出版，在2018年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上，《阿里阿里》塞尔维亚文版由塞尔维亚博特（Portlibris）出版社出版并首发。2019年藏文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列为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献礼作品。（未完待续）